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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年，忽必烈命令开始兴建新都，地点选在今北京。北京在金朝被汉人称做中都，1272年，它开始被汉人称做大都（伟大的首都），被突厥人称做汗八里（大汗之城），被蒙古人称做大都。中国城市的地址通常是通过占卜（风水）来选择的。但既然中都已经建在了那里，于是新都将建在金朝首都的东北部。而且，与建造大多数中国城市不同的是，为了修建这座新城市，元廷雇佣了许多外国工匠。工程总监实际上是一个穆斯林。然而，该城的设计风格仍然是中国式的，规划者在设计建造大多数建筑时，都遵循了中国模式，选择了中国建筑样式。忽必烈希望大都能表现出他为迎合传统汉族学者和儒士而作出的努力。 然而蒙古的影响在一些建筑的装饰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忽必烈的寝殿内，悬挂着貂皮做成的帐幕，作为蒙古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形提示。主要招待大厅里有一个台子，放置了一个猛虎下山的模型，"由机械装置传动，可以像真的那样活动"。蒙古式的帐篷支搭在皇家公园内，忽必烈的儿子及其堂兄弟们就居住在这些帐篷里，而不是宫殿里。当忽必烈的某位妻子临产时，她要搬到帐篷中生产。还有，忽必烈派下属到蒙古草原上为他的皇家祭坛采集草和土，作为他们游牧传统的另一种象征。但在这些蒙古文化的影响之中，汉文明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装饰图案的主题包括龙凤呈祥，而装饰品则流行丝绸和玉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山、宫殿、亭阁、小桥以及公园的布局都和一个中国城市毫无二致。 汉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忽必烈命令在皇宫附近建造的庙宇。特别是太庙（亦称宗庙）的建立显示了他想博得儒士精英好感的迫切心情。对祖先的崇敬是中国人生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太庙的建立表明忽必烈意欲保持与祖先敬拜有关的礼仪。虽然他自己避免亲自介入，但是他打算提倡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一举措肯定会疏远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也许忽必烈曾担心过这样做将遇到反对，但是他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 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廷代表定期向这位中国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忽必烈自己并未采纳儒家体系。我们在本章后面将看到，佛教和萨满教对他仍有吸引力。但是他明白自己表现得好像很喜欢儒士是很重要的。 忽必烈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人的支持。其中一个措施是仿效以往中国开国皇帝的模式，确定一个适当的国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忽必烈选择的国号应该能够使人们联想到他的治国取向。采用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名字将能表明忽必烈努力融入中国传统的愿望，而一个蒙古国号肯定不会赢得汉人的好感。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中国名字"元"作为他的国号。"元"的意思是"发端、起源"，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含义。在《易经》中，"元"指的是"宇宙之始"或"原始力"。因此，这个名字与中国经典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观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对中国传统的认知和敏感性，可以从他对已被立为太子的次子的态度，以及对他所规定的教育进一步得到证明。早在1243年，即他的次子出生的前一年，忽必烈就同意给他的儿子起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佛教幕僚海云法师给他起名叫"真金"，即真正的金子。忽必烈决心让真金接受一流的中国式教育，因而指派他的幕僚姚枢和窦默做这个孩子的老师。后来，忽必烈还任命了一位儒士王恂（1235-1281）指导真金学习中国古典著作。这些饱学之士首先向他介绍了《孝经》，这本文字浅显的经典强调孝顺的美德。当他掌握了这部经典之后，他们又鼓励他学习其他更加复杂的经典之作，最终要求他背诵《诗经》。在元廷为官的王恽也给真金写了一篇文章，概括总结了中国过往朝代一些皇帝和大臣们关于政府的看法。在强调书本学习的同时，他的老师也让真金不断地接触儒家基本思想和逸闻趣事，目的是帮助他举一反三，理解儒家思想精华。王恂曾教导真金："许衡尝言：’人心如印版，唯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据说真金对王恽简洁明了的观察进行了深刻反思。 真金还接触了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他曾与一位道教大师交好，并请求他"……向大汗（即忽必烈）解释道教教义"。后来他接受了八思巴喇嘛的教导，而且和他母亲察必一样，也被藏传佛教的教义深深地吸引住了。八思巴喇嘛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的短文，专门为真金阐述他的佛教宗派的教义。他把忽必烈的这个儿子称做"开蒙皇太子"，这大概是真金与佛教徒交往趋于密切的另一个标志。忽必烈对真金越来越被汉人所接纳表示欣慰，于是决定提拔他，让他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早在1263年，忽必烈便封他为燕王，其管辖范围覆盖大都所在的地区，很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在同一年，忽必烈又把监督枢密院的重任交给了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王子。1273年，他又立三十岁的真金为皇太子。忽必烈因而成为蒙古统治者中第一个选定自己继承人的大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