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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试图保护的另一个群体是工匠。他在他的政府内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机构，用于组织工匠和保障工匠的利益。这些家庭作坊负责提供首饰、衣物以及纺织品等，以应宫中所需。另外，公共建设项目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工匠提供服务。为了获得他们的忠诚，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忽必烈制定了有利于工匠的规章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定量的食物、衣物、食盐等，并豁免他们强制性劳役的义务。规定还允许他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己制作的物品。因此，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工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当然，工匠们对官员的腐败时有怨言，工匠监督者的贪得无厌和中饱私囊使得工匠们愤愤不平。但是，元廷曾努力防止这样的剥削，而总的来说，工匠的确得益于蒙古统治。 商贾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也相当兴旺发达。以往的中国王朝时不时会对商人施以各种各样的限制，而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中也有人反对贸易活动。商人总是被看做寄生虫，本性诡诈，嗜财如命，因此不少中国朝廷试图规范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利润，严重的甚至取缔他们的商业活动，没收他们的赢利。忽必烈对商人并没有这种成见，事实上，他给予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贸易活动在中国境内繁荣起来了，对外贸易也很兴旺。穆斯林商人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以及波斯的陆上贸易中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国的纺织品、陶瓷、漆器、生姜、桂皮等。他们把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铜钱等从东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运往西方，并运回宝石、犀牛角、药材、熏香、地毯、胡椒、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等。事实上，一些中国瓷器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中国人表现出了"真心诚意愿意……提供穆斯林喜欢的瓷器"。 个体商户和商人协会在蒙古语中叫做"斡脱"，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元朝法律要求，外国客商进入中国以后，必须立即把他们的贵金属换成纸币。这项政策给元廷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商人也愿意遵守这项规定，因为元廷同时赋予他们开展对华贸易的权力以赚取丰厚利润。斡脱向元廷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而元廷则大力扶持斡脱。例如，在蒙古征服战争期间，斡脱向蒙古贵族提供了急需的贷款。作为报偿，忽必烈于1268年设立了一个斡脱监管机构。该机构负责把来自蒙古贵族或政府的资金（叫做"斡脱钱"）贷款给斡脱，月利息仅为百分之零点八，对比其他借贷者百分之三的月利息要低得多。斡脱要么用这些钱经商赢利，要么向汉族商人放高利贷。因此，忽必烈的政策对贸易商是极为有利的。元廷对商业交易只征收百分之三点三三的税，而忽必烈甚至容忍斡脱们的越权行为。例如，一些商人会强征士兵保护他们的旅行，还有一些商人曾经用不正当的手段强迫债务人及时偿还他们的贷款。《元史》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商人滥权的申诉，但朝廷控制斡脱的主要策略只不过是严厉的警告，而不是严厉的处罚。 为了促进贸易并增加商人的利益，忽必烈决定在其辖区内流通纸币。忽必烈是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纸币流通系统的蒙古统治者。汉文史料把它归功于刘秉忠，说他曾说服忽必烈在中国北方采用纸币。但即使没有刘的提示，忽必烈也明白发行纸币的好处。这里，《世祖本纪》再一次记载了一位贤能的中国幕僚的故事，说他如何劝诱一个无知、不明事理的蒙古统治者认可一项创新性的精彩政策。不管那个故事是否真实，忽必烈宣布废止前几任蒙古大汗治下流通的地方纸币，要求中国北方居民向政府交出金、银、铜币。他决心加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用纸币代替硬币。 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忽必烈设计出了三种类型的纸币，其中之一在他任期内一直在使用。第一种汉语叫丝钞，是以丝绸为本位的货币；但其他两种，中统元宝钞和中统银货，则是由银子储备支持的银本位货币。中统元宝钞最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成为最流行的货币。这些纸币在当时可能很容易得到并且使用很广泛，因为马可·波罗在叙述他13世纪在华生活的时候，曾对纸币有过详细的描述。至少直到1276年，这套货币系统运行良好，部分原因是忽必烈严格控制了纸币的发行量。直到征服南宋之前，政府都没有增加每年的纸币发行量。1276年，面对征宋和征日战役的巨大军事耗费，元廷大幅增加了纸币的印刷量。但是，在忽必烈统治期间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 政府帮助商人的其他方式还包括运输系统的改善。忽必烈大力提倡修路，在路的两旁"种有杨柳和其他树木，为道路遮阴"。另外，他还建立了驿站，虽然最初是专为传送官方邮件而设计的，但是也用于方便贸易活动。除了接待旅行的官员和外宾之外，驿站也用于客商的客栈。在忽必烈统治末期，中国有一千四百多个驿站，拥有可供役使的马大约五万匹，黄牛八千四百头，骡子六千七百头，马车四千辆，小船将近六千条，狗两百只，绵羊一千一百五十只。每个驿站的规模不等，但都有为旅客投宿准备的客房、厨房、大厅、牲畜圈棚、粮仓等。在理想的情况下，信使骑马在驿站协助下一天内能跑四百公里，以递送重要信息。这在13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