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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即使是为了公利，冒犯皇权也是不可饶恕的。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宋太宗派人潜察地方政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执而杖之，缚送阙下”，并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信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宋太宗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宋徽宗耽溺于道教，全国大修道观。一些正义的地方官从国家利益角度反对，却遭到了惩处。“知建昌陈并等改建神霄宫不虔及科决道士，诏并勒停。”“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 2．因为私利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虽有严格的法律和制度，但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地方官吏人为的因素却令中央各项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自身的私利等原因，地方官员对中央指令阳奉阴违、奉行不虔，甚至拖延不办、欺瞒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造成了中央政令在地方执行不畅通，有些政令甚至根本得不到贯彻。 循私情，对中央禁令阳奉阴违。为避免官员形成私人势力，中央任命地方官实行回避制，“官守乡邦，著令有禁”。因优待一些勋贤的后裔，准许他们的子孙除授本贯差遣，“而过来非勋贤之后，多任本贯。”地方官府徇私舞弊，对冒名者“匿而不言”。考课制，是中央管理地方官员的重要制度。为防治地方官员贪污，中央规定“诸路州县公人犯赃私罪，依格虽会恩永不收叙，或虽许叙，皆有期限，若有所规避，改易名姓，应召募官司，明有法禁”，但地方“州县近来多以不应叙，或合叙而岁月未满，或曾断罪而改易姓名之人，辄敢违法收补，容庇奸猾，肆为欺扰”。 谋私利，对中央禁令奉行不虔。宋初于地方普遍设立公使库，筹集公使钱保障地方官员迎来送往的费用，但到了宋仁宗朝以后，地方官员则明目张胆地用公使钱挥霍和拉关系。对此，中央修立法规明令禁止，诏令：“虽已行下，而访闻其间，或不顾廉耻之吏，尚敢巧作名目，或将香药变为饮食之类折等价钱，贪冒无厌，不知正极。” 地方官府为了自身的私利，甚至有意欺瞒中央。为了应对中央的盘剥，州军官员创建私库、私历，隐藏财富。北宋末年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收入支出，中央并不非常清楚，“诸路财用岁入多寡，与其登耗，官司无以周知”。中央虽然屡次下诏，要求地方出具收入支出的实数。但地方官员只是拖延时日，并不及时申报。南宋时期，中央关于州军仓库场务管理的不少制度，地方官员也常不落实。朱熹论常平仓时提到：“某自点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会。看南康自有五六万石，漳州亦六七万石，尽是浮埃空壳，如何敢挑动!”“某在浙东常奏云，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须是东西置立，令两仓相去远方可。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只是-个仓，互相遮瞒!”“经、总制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尽被知州瞒朝廷夺去。” 为了自身的政绩，虚报丰收、隐瞒灾荒。丰歉未定的时候，就向中央上报丰收，“诸州长吏，才境内雨足苗长，即奏丰稔”，其后“霖潦霜旱、蝗螟灾诊，皆隐而不言，上罔朝廷，下抑民俗”。庆历年间，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遭遇旱涝灾害，粮价暴涨。再加上政府科配，使民间存蓄的粮食悉数充官，百姓揭竿而起：“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数十人，所在剽掳，官司不能禁。自光、寿以南距江，亦皆如是。”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地方“州县上下，递相蒙蔽，不以上闻，使朝廷无由知之”。 对于自身有利的事，即使中央政令明令禁止，地方政府也充耳不闻。对于自身没利的事，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政府也照样拖延不办。1052年(宋仁宗皇祐四年)，京东、淮、浙、江、湖等地发生灾伤，朝廷令转运、提点刑狱分路巡察，提点江南东路刑狱、都官员外郎张肃等“稽违不行”。1112年(宋徽宗政和二年)，臣僚奏言：“诸路监司岁奉诏旨，分部决狱，而承例差官吏或不虔，徒为文具。”中央规定监司要巡历所部州县，宋宁宗开禧年间，臣僚奏言：“监司虽于五月巡历所部，平遣囚徒。殆与一时经过无异，足迹未尝一登狱门，囚徒未尝引问，案牍未尝阅视，非法收禁者未尝根究，赴诉责保者未尝受理。 3．中央的宽纵 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并非只在地方官府身上，更在于“上下视法令为闲事”，即如朱熹所说：“今非独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于必行。”在人治的社会中，对法律法规的玩忽职守与奉行不虔，地方如此，中央亦如此。 国家三年一郊祀，之后大赦天下。赦书宣布的恩泽，三司、转运司、州县不切遵禀，“一两月间，钱谷司存督责如旧，桎梏老幼，籍没家产。至于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淹之事，未尝施行”，而中央也不派官吏前往按察监督，“使天子及民之意尽成空言”。劝课农桑乃政府责任所在，国家“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中央的这种态度，更助长了地方官府的奉行不虔。 当然，中央的宽纵，也是由其自身的利益决定的。关系到专制统治时，中央对地方要绝对集权。关系到民生疾苦时，中央对地方也会姑息宽纵。专制主义体制下，利益是决定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永恒杠杆。 四、结语 将强化中央集权、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置于关系“国家长久之计”高度的赵宋王朝，通过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与管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集权的目标。中央对地方控制严密，“足上供”成为地方官府行政最主要的目标和宗旨。上好下甚，在这一关系的作用下，中央一些不良政令，在地方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而地方官府在私利作用下，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与欺瞒，又造成了中央政令在地方的不畅通。这些都加深了宋代地方政治中的黑暗与腐败。少数受儒家节义观念熏陶的地方官，为了公利而敢于拒绝执行中央错误指令，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方政治的清廉。但在自身生杀荣辱都系于中央的情况下，敢于这样对待皇帝、对待朝廷的地方官却实属凤毛麟角。宋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是等级授职制下各种严格的法律，另一方面又是对法律和命令的玩忽不敬、奉行不虔。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在人治因素的作用下，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地方政治也更加黑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