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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积极朝贡的原因旨在“与中国朝廷交往可以提高它们的威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宋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国势，维护其宗主国的面子，往往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不图利，惟“嘉其诚”，还“优诏答之”。如宋仁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七月，“三司言：交州进奉使李宽泰等各进方物白鑞、紫矿、玳瑁、瓶香等，贾人计价钱千六百八十二贯。诏回赐钱二千，以优其值，示怀远也”。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库估交州进奉人使纳卖香价钱三千六十贯，诏回赐钱四千贯”。宋朝对于朝贡国的要求唯求其“诚”而不在利，只重礼仪。越南所贡“方物”，多属“珍奇异物”或“犀象无用之物”，而中国则回赐“皆生生之具”的绫罗绸缎等日用必需品。如越南李朝李神宗死后，宋朝派遣朱芾为吊祭使前往越南，并赐绢、布各500匹、羊50口、面50石、酒50瓶、纸50束、冥钱50辫、冥彩50束、冥金银50铤等。 经过一段时间后，宋朝发现越南所贡之物多犀、象等无用之物，且沿途“州县颇有宴犒夫脚象屋之费”，劳民伤财。再加上贡使还经常欺诈勒索，如“象实能浮……所至水津，索舟钱以载，得钱然后驱以济”，同时款待随之而来的庞大的使臣队伍也是个不小的负担。到中国来朝贡的外交使团，不如说是一支国际贸易的商队。正如周去非所云：“交使衙官百人，擎负贡物者固无几个，而皆为使者负贩至都。”正是由于在朝贡中有利可图，越南才屡屡“乞贡”。这样一来，不免加重了宋王朝本来就已沉重的经济负担。当宋王朝认识到这一点后便对越南的求贡往往“却贡”，明确指出“象乃无用之物，经由道路重扰吾民，却不受”，“犀达土性，不可豢畜，却不纳”，“诏却安南所贡象”，并“屡却安南贡使”。宋朝对朝贡的态度由不图利、惟“嘉其诚”到“屡却安南贡使”的变化，反映了其对越政策向着更加务实的方面转变。 三、在处理边境事务方面 在封黎桓为交阯郡王之后，黎桓非但不感到满足，反而认为宋朝软弱可欺，“负阻山海，屡为寇害，渐失藩臣礼”，以致发生了诸如“交州战船百余艘寇如洪镇，略居民，动禀实而去”和“桓所管苏茂州，又以乡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绿州”等事件。经历宋初的战争之后，“太宗志在抚宁荒服，不欲问罪”，都采取了和平忍让的态度。宋真宗时，在处理边境事务上也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当“交州效诚场民及其头首黄庆集等数百人来投”时，有官员存有开疆之念，想利用此事为借口重新收复交耻。而宋真宗则采取了将这些越南人“遣回本道”的作法。景德三年(1006年)黎桓卒，越南国内混乱，同时边境“头目黄庆集、黄秀蛮等千余人以不从驱率，戮及新族，来投廉州”。知广州凌策等人上言：“请发本道两千人平之，庆集等愿为前锋。”但遭到了宋真宗的否定，宋真宗诏令避免与越南发生冲突以维持与越南的和平相处。如果说之前宋朝统治者还心存利用边境事务找借口收复交耻，那么从以上宋真宗对边境事务的处理可以看出，宋朝对于越南抚宁怀柔的现实主义政策至此已经根深蒂固了。 宋仁宗即位后，仍坚持这一政策。当越南发生“郡人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内附，德政遣兵千余境上捕逐之”的事情时，宋朝没有利用他们来反对越南，而是“诏遣还”，并且“仍戒德政毋辄诛杀”。当然，对于越南日益表现出来的侵略意图，宋朝也是时刻作好反击准备的。当“德政发兵取占城”时，“朝廷疑其内畜奸谋，乃访自唐以来所通道路凡十六处，令转运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对越南李朝的一些活动也在密切关注之中。同时，当“邕州诱其苏茂州韦绍嗣、绍钦等三千余人人居省地，德政表求所诱”时，宋仁宗“诏尽还之，仍令德政约束边户，毋相侵犯”。 后“广源州蛮侬智高反”，越南打着要帮助宋朝的旗号，“德政率兵二万由水路助王师”，伺机侵宋。宋朝看出了越南的实际意图，“朝廷优其赐而却其兵”。在镇压依智高后，宋朝把侬智高的胁从七千二百多人慰遣归业，减免租赋；对于没有参与侬智高割据活动的各部首领，“悉加恩赏”。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了危机，避免了与越南爆发冲突，保证了边境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使两国人民免受战争之祸。此后的宋朝统治者也大都从现实出发，采取了和平、克制的态度来处理边境事务，使得这一政策能够被平稳的执行下去。 四、由“置于郡县”到建立宗藩政策转变的社会原因 宋朝对越由“置于郡县”到建立宗藩政策的转变，其社会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