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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在论及唐代兵制时称：“至德以后，州郡调弊，刺史之任，大为精选；诸州始各有兵镇，刺史皆加团练使”。杜氏作为一代严谨的史学大师，德、顺、宪三朝宰相、长期任职于岭南、淮南等道节度使。在撰修《通典》恰逢大历之时，对当时的变革颇为了解的他，只笼统地称“至德以后……刺史皆加团练使”，并没有特别强调这次改革中刺史军事职掌的变化，这只能说明大历朝罢诸州刺史兼领团练使的昙花一现，否则如此重大的制度性变化，杜佑应该是不会疏漏的。 此后，州刺史仍兼任防御、团练、镇遏等使，对于南方的江淮之地，如浙东、浙西、宣歙、江西、福建、湖南等，自唐代中期以后一直长期设置团练使、都团练使。熟稔历代典制的胡三省，他在考察唐代兵制后明确指出：“凡有团结兵之地则置设团练使”，作为团练兵长官——都团练使、团练使在南方的普遍设置，无疑证实了团练兵在南方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 当然，由于史料的残缺不全，“窥知”南方团练兵的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对有限已知史料的梳理，了解或推知南方团练兵的大概则是完全可能的。譬如，《通典》卷172《州郡二》载：剑南节度使管兵三万零九百人，其中有“团结兵万四千人”。通过这则史料我们知道：在剑南道境内三万零九百人的军人之中，有团结(练)兵一万四千人，占全部兵力的45％，尽管团结(练)兵虽不及总兵力的一半，如果考虑到剑南道处于特殊的地缘位置——防守吐蕃的前线的话，战斗力不及健儿、具有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结兵竟然占据这么高的比例，足以说明团结兵在藩镇中的地位。又，向以“天下形胜”著称的荆州，其兵力也不过有团练三千人，而荆州所拥有的全部兵力，最高也不会超过五千人，团练兵竟然占到全部兵力的60％以上，至少在荆州的永平军，团练兵的主体地位无可置疑。 另外，我们还看到唐代中期以后，南方频繁征集、使用团练兵，而很少出现招募健儿以应时局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使然?虽然我们一下难以得出具体而明确的结论，但是只要分析下面的材料，也许不难推知问题之大概。如桂州刺史元结曾经上疏中央，指出：“今贼过桂州，又团练六、七十日，丁壮尽在军中，老弱馈运粮饷，三年以来，人实疲劳”。众所周知，团练兵本是平日在家务农，“如有警急，即令赴援”的地方民兵，本属临时性的征集，而桂州的“团练”三年尽在军中，既不予以放散，也不愿以健儿代替，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南方团结兵在“土军”中地位的“无可替代性”，而这在北方藩镇中则是无法想象的。其实，只要稍稍翻检史籍，无论是《资治通鉴》、两《唐书》抑或其它典籍，在对唐代中后期南方军队的记述中，含有健儿或官健的信息不是很多，而对团练、土团、子弟、乡兵的记载则比比皆是，这应该不是众多史家的“疏略”，其中必然蕴含着某种客观性的东西——南方“土军”团练兵的主体地位。 “土团”是唐代后期南方“土军”的构成之一，它常见诸于晚唐史籍。张泽咸认为“土团”是团练兵的一种，它比团练兵更具地方色彩；而徐嫩棠依据《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五月中书门下的状，认为“团结又称土团、乡兵”，即“土团”兵等同于团结兵；方积六认为“土团”是唐代后期团结兵最重要的一种。笔者认为如果从宽泛的意义而言，将“土团”归于团结兵的范畴应该可以接受，但它们之间毕竟是有区别的。《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十月讲到“土人团结，春夏放归，秋冬追集”时，胡注称“团结土人为兵，故谓之团结”。胡氏的解释颇为含糊，其意不甚明晰，那么“团结”与“土团”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先让我们从它们的领兵体制进行考察。在玄宗的开元、天宝之际，团结兵一般由州剌史或上佐统领；而安史之乱后，随着团练使、都团练使的大量设置，团练兵之管辖权则完全归于兼领本州团练使的刺史、诸道兼领都团练使的藩帅，即团练兵成为由本州、本道统帅的地方(民)兵。唐末，地方政府往往根据需要临时征集乡民“团练”为兵，由于兵丁由本乡土人组成，故有“土团”之谓，这表明“土团”具有与团练兵相似的一些性质。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浙东爆发了裘甫之变，诏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东观察使，令其率兵弹压，王式“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乃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合千人，石宗本帅骑兵为前锋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又咸通三年八月，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邕州军士所逐，奔藤州，乃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旁侧土军以攻邕州”。这两则材料中的“土团”与传统的团练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主要的差异就是“土团”的统领者不是本道的藩帅、刺史，而是本藩外的官员(包括将领)。其次，在军队的性质方面。鉴于团练与“土团”原则上是地方军队，均由政府征集，但团练更多是南方长期性兵役的执行者，而“土团”则是临时性的征集，团练(结)与“土团”相比稍稍“正规”一些。特别在黄巢起义后，唐代社会秩序全面失控的情况下，由于南方地区国家“正规军”的严重“缺位”，非正规化的团练兵同样兵力不足(下文详论)，而所在地却“盗贼”蜂起。在这种地方军力近乎“真空”的条件下，导致唐末南方“土团”的恶性膨胀。在混乱中，军队的下级将校、地方的土豪纷纷粉墨登场，他们召集乡民组成“土团”军，并成功地获得“土团”的控制权，使得“土团”逐步蜕化为地方豪强的私人军队。譬如：福建土豪陈岩聚众而成所谓的“九龙军”、武陵蛮雷满“择坐中豪者补置伍长”的土团军。随着晚唐中央控制力的消失，土团也逐步由地方政府控制下的武装演变成地方豪强争夺权力的工具。如原忠武裨校孙儒，一度依附于“蔡贼”秦宗权为都将，以数万之众的“土团白条军”纵横驰骋，成为晚唐争夺地方权力的一代枭雄。又，杭州临安人董昌，为抵御黄巢的“寇掠”，在乡“始籍土团军”；后将这支“土团军”发展为“杭州八都”兵，并成功地阻止刺史路审的赴任，而时镇海节度使周宝因“不能制”，而表为杭州刺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