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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黼的话是台下私语，不必以高义作门面，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当时宋的决策层只是在“恢复”的心理下随波逐流，不仅对应不应联金灭辽、能不能联金灭辽毫无成算，对攻防之备也完全没有计宜。燕京不能如约自取，以高价赎回的只是空城，宋发兵时所说“务在救民”已经落空。以后金军南下，所过之处屠戮洗劫，三镇，金帛，子女，金予取予求，终至徽钦“北狩”，宗室、后宫、府库被掳掠一空。国家倾圮，我先民陷入极度的苦难。 七 宋人的华夷意识随边患加剧而抬头，至靖康之难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妨再以上已提及（注39）的张齐贤的主张为例，通过对同一事态的不同看法，观察宋人的立场变化。 上面提及的张齐贤，就是太祖曾说“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 [70] 的张齐贤，他的《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是上太宗的奏章。当时太宗拟亲征契丹以取幽、蓟之地。《续资治通鉴长编》说“议者皆言应速取幽蓟” [71] 。但《长编》未录“速取”的意见。也许这些意见在李涛眼里无足轻重，也许这些意见本不足观，“议者皆言”一语仅成了加重张齐贤上疏分量的铺垫。张齐贤上奏说： 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只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 [72] 张齐贤的“人民本也”的意识，在我先民中有着悠远的渊源，只要不是昏暴者当道，只要国事尚有回旋的余地，对战议都会是一个有力的约束。 翰林学士李昉在同时的上奏中以为“幽蓟之壤”“合势而攻，指期可定”，但也还是主张“申戎羽卫，旋师京都” [73] 。可以说当时虽有主战之议，但反对征伐燕蓟的主张在士大夫中占着上风。 然而，到了南宋，张齐贤的言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 [74] 李涛也持同调，认为：“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为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称亦不之知也！” [75] 姑不论张齐贤的主张在当时是不是得策，吕中等与张齐贤所见之不同，实是由于至北宋覆亡，腠理之微恙已成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堑，“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也因此成为极大事。当时虽然亦多苟且之人，但持正之士对“夷狄”必取严正立场。绍兴八年（1138年）宋廷决计主和，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抗言，说： 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此膝一屈而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76] 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尹焞也上书反对议和，说：“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 [77] 同时移书秦桧，警告说：“和议一成”“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 [78] 绍兴九年兵部侍郎张涛自西京朝陵还，“上问诸陵寝如何，涛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仇！’” [79] 朱熹亦尝言：“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 [80] 朱熹每言及“夷狄”，语气皆极沉重，坚持“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 [81] 在当时人留下的文字里，“不共戴天”四字触处可遇，用得十分频繁，可见至其时华夷之防已不可动摇。 朱熹等如此看，绝非任情偏狭，而实在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所由激发。辽自入宋以后，已为华夏文明浸润，中华文物倍受崇仰。澶渊之盟后宋辽得以相安百余年，固在于宋辽之武力大体相侔，实亦因辽人“久渐圣化，粗知礼仪” [82] ，已为我族文化所化，契丹族祖先的剽悍和血腥已被吸收殆尽。而其时的金则尚处于初兴民族特有的暴烈凶横的阶段。所谓“女真性刚狠，善战斗，茹毛饮血，殆非人类” [83] ，未免夸张，但“金人以黩武为至德” [84] 则为确事。金勃然骤发，以其劲悍野蛮掩扑文弱家园，杀我忠良，残我百姓，毁我衣冠，演出无数悲惨故事，至今读之，亦不能不让人落泪伤心 [85] 。 八 王夫之说： 会女直以灭契丹，会蒙古以灭女直，旋以自灭，若合符卷。悬明鉴于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 [86] 为什么至明的道理而不能知？理宗君臣真是“愚不可瘳”么？如果冷静地看一看靖康之难燃起的对金人的仇恨烈焰，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会蒙古以灭女直”正是必至之事，绝不可笑。 可以这样说，北宋末的联金攻辽，不论“恢复”大义对肇事的宋君臣有多大的激励，但辽之于宋毕竟没有像金之于宋那样的“君父之仇”，所以联金并非“只此一手”，无可选择。联蒙则不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87] 已是南宋人的心声。当时天下之大事，“至大者莫如恢复” [88] 。所以只要灭金机会真正到来，不论是不是“理宗君臣”，都不会取置身事外的立场。 当然，这样说的有效性并不能包容南宋初君高宗。但高宗是一个“非常”的特例。按常理来说，“君父之仇”对高宗已不是泛指，所以若论国破家亡之痛，就君父之仇集于一身而言，天下莫过于高宗。但正是这个高宗，对金一贯表示雌伏 [89] ，即便在对金形势十分有利，“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90] 之时，心中所有也惟“和议”二字。高宗之如此，自有其说得出和说不出的“苦衷”。建炎绍兴初的流离颠沛，使他丧失了战胜金军的信心，也使他对失败极其恐惧。但他也害怕胜利，甚至更害怕胜利。怕武将势大后难于控驭，正像朱熹回答“武将骄横”的题目时所说： 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若撞著周世宗、赵太祖，那里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於巨室”者也。 [91] 朱熹所说的“有才者”，即岳、韩、张、刘等宋初大将，高宗是不敢放心的。高宗还有一个无法表露的心结，即，徽钦二帝迎回了何以自待 [92] ？帝位和亲情关系之微妙，远非常人所能体味。 至于“骄将”收服，徽钦二帝成为故人，求和的特殊理由逐渐消除，高宗仍卑屈如故，则是因为和议既为基本“国是” [93] ，否定和议就等于否定自己，这是高宗断不能接受的。《齐东野语》卷三记： 在德寿日，寿皇（孝宗）尝陈恢复之计，光尧（高宗）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后却议之。” [94] 高宗并不寄望他的政策“百年后”仍能得到贯彻，但他决不愿意看到身前就被人改变。所以高宗对金的态度，并不能以常情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