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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时对四夷的方针是息事宁人。其时败亡的北齐宗室高保宁据有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连结契丹、靺鞨兴兵反隋，文帝“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17]。契丹与靺鞨互相劫掠，文帝与来朝的靺鞨使者说：“我怜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壤，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但文帝君临天下为四夷主的立场也是坚定的，称：“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18]。时隋对外主要敌手为突厥和陈朝。值得注意的是，开皇九年（589）灭陈后，高句丽等国的朝贡使者与隋的往来断绝了好几年。特别是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19]。南朝与北朝汉晋时本为一家，辽东在汉晋时也为中国统辖，隋灭陈统一中国，原亦为中国郡县的高句丽自然感到震恐，高丽王预感到隋兵锋将转向自已，于是开始了备战[20]。 隋臣中最早提议灭高句丽的为吴人陆知命，他曾直诣朝阙上表，请求出使高句丽，说：“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面缚阙下”[21]。隋文帝虽没有派陆知命出使高句丽，但对他的言论是赞赏的。 直到开皇十一年（591）春正月辛丑（十八日），高句丽才又遣使入隋朝贡，五月，高句丽又遣使贡方物，恢复了与隋朝的朝贡关系。这年高句丽来朝两次，但以后就很少来了，与开皇初“频有使入朝”的情况判若两人。同年十二月丙辰（初九），有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二年（952）十二月，靺鞨又遣使贡方物。十三年（593）春正月丙午（初五），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其中契丹在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丙午（二十二）亦曾朝贡一次。十三年七月戊申（初十），靺鞨遣使贡方物[22]。开皇十四年（594），新罗遣使贡方物，隋文帝拜新罗王金真平为“上开府、东浪郡公、新罗王”[23]。隋统一后东夷各族都来朝贡，以靺鞨最为积极，高句丽来得显然少了。直到开皇十七年（597）五月己巳（二十三），高句丽才又一次遣使贡方物[24]。说明隋与高句丽的关系已呈紧张。 隋文帝既对东夷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始终没有主动出击征讨各部，时韦冲任营州总管，“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25]。对于高句丽的治兵积谷拒隋举动，文帝派出使团往高句丽“抚慰”，美其名曰：“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实际上是进行侦察。但高丽王却将隋使置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26]。开皇十七年（597），文帝给高丽王汤修玺书一封加以责备。高丽王汤收到隋文帝的玺书惶恐万分，将奉表谢罪，却因病谢世。太子高元嗣立，文帝又册封高元袭爵辽东郡公，高元奉表谢罪，请求封王，文帝又再册高元为高丽王[27]。 但史载开皇十八年（598）高元竟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寇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28]。隋未先击高句丽，高句丽何以敢先举兵侵隋？这件事颇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据史书记载，有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29]。看来，高句丽率靺鞨之众讨击背己入塞依附隋朝的契丹，而不是侵犯隋疆，才是事实的真相，这反映了高句丽试图让契丹、靺鞨之众依附于已，虽未敢冒犯隋廷，但其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与隋朝利益发生了冲突。高元追击契丹不仅入侵了隋边疆，而且违背了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为此，开皇十八年（598）六月丙寅（二十七），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宰相高颎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二路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隋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还曾联络百济国夹击高句丽，百济王昌也“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但战事很快结束，文帝乃下诏给昌：“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与百济陆地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飘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成功，受到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掠其境”[30]，使听命于隋的百济国蒙受了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