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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傍的消失及其对唐后期历史的影响 城傍虽是大唐帝国军事的主要仰赖者，但并不在定额边军之中，城傍纳入正额边军的过程可能在武后时已慢慢开始了，中宗即位后以诏敕的形式固定下来。《唐大诏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略云： 大下军镇……其应支兵先取当土及侧近人，仍随地配割，分州定数，年满差替，各出本州，永为格例，不得逾越。 “当土”即当地土户，《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记载，燕州“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可见土户、当土即与迁徙蕃族相对的本土汉人。侧近人与当土相对，显然不是当地土人，结合上文对旁侧、侧近军、侧近州军等的分析，这里的“侧近人”与上引受王晙节度的“侧近军”的“侧近”同义，即指当界侧近部落，正如与燕州土户相对是移徙的靺鞨部落一样，“侧近人”也就是城傍子弟。中宗时简城傍子弟入军镇兵，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反映了从城傍向定额兵转变的过程。 玄宗继位后，中宗赦文中的内容又得到强调和发展。《册府元龟》卷一二四帝王部修武备门开元二年八月辛已诏略云： 其以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人充，并精加简择。其有劳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 西北军镇增加兵额，先由“侧近兵人”，即城傍子弟充，增补兵直接于城傍中简择，比中宗的赦令更进了一步。城傍向额内兵转化的同时，城傍制度也就开始解体了。 唐将内附善族置于军城旁侧，保持部落、维持游猎生活、战时则征为兵的城傍制度，百余年来也因民族融合等而有变化。《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注略云： 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 城傍的第二代即同编户，《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略云： 又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户更伫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 “淳熟”旧户即指“内附后所生子”，他们虽仍能维系部落生活，但在法律上已同大唐百姓，这制度本身就含有促使内附蕃族汉化的目的。 其次，由于城傍子弟与边兵共同作战，因功而得官赏，一些城傍成为军将而脱离了原城傍部落。太宗所用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皆为部落酋长领本部城傍子弟，但随着城傍与唐军共同作战，城傍中的寒人因武勇而获战功，成为军将，列入唐武将迁转体系。这不但导致了太宗与玄宗用蕃将酋长与寒人的不同，[38]而且也引起了城傍制度的变化。《旧唐书》卷一一O王思礼传略云： 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瀚对为押牙。 王思礼父虔威，本为营州城傍，因善战擢为朔方将，与其子同效力于朔方，后王思礼随王忠嗣至河西，遂隶河西．天宝末为哥舒瀚部下。营州城傍至河西，显然已与其部落没关系了，据王思礼传，我们可以看到开天时节度使与军将的隶属关系更重于蕃将首领与其部落的关系，而这一点是理解城傍制度变化及唐前后期历史转变的关键。又如朔方名将李怀光，“渤海靺鞨也，本姓茹。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赐姓氏”[39]。李怀光之父李常也脱离了靺鞨部落而隶朔方，这种情形在开天年间普遍存在。 再次，由于对外作战频繁、府兵制崩溃所造成的兵源紧张，不限蕃汉成为开天年间的征兵原则。如《册府元龟》卷一二四帝王部修武备门开元八年八月诏略云： 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且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 这次征兵．只论勇否，不限蕃汉。又如同书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门开元二年亲征吐蕃时，要求“差取后军四万人，诸色蕃兵二万人”，同书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十五年制，“河西道蕃汉兵团结二万六千人”，以备吐蕃，团结兵也因蕃人而团，这与前论取侧近人充军镇兵是一致的。它是城傍制逐渐消失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新唐书》卷一三三郭虔瓘传载玄宗赐诏云：“自开西镇．列诸军，戍有定区，军有常额，卿等所统，蕃汉杂之。”安西诸镇兵本身就有蕃汉两种构成．这在城傍兵向额内兵转化过程中并不罕见。开元初已知此，天宝年间诸军更是蕃汉相杂了。如安禄山并阿布思之众，其部同罗兵便入范阳兵额内，可见天宝年间直接取蕃兵为额内兵的现象更为普遍。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表请蕃将32人代汉将，[40]则表明其额内边兵中已多为蕃兵以代汉兵，故能升蕃将来代替汉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