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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用部落酋长为蕃将，使其领本部族征战，这是城傍制度，唐玄宗用蕃将多为部落寒人则是城傍向定额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养子制正是适应这种变化所出现的。其后至唐末五代，愈演愈烈，我们在看到五代义儿盛行，帝王“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亦由焉”的同时，也应明确义儿制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城傍对唐后期历史的第二个影响则体现在藩镇割据上。割据的藩镇及其主要将领多为城傍后裔。《旧唐书》卷三九记载东北城傍由安禄山驱至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河朔三镇的胡化也应从大量城傍自东北边移徙而至的角度考虑。《新唐书》卷二一O藩镇魏博传云：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祖及父爵皆为王。宪诚始以趫敢从父军。 魏博史宪诚为内徙灵武的奚族城傍后裔，在史宪诚之前统治魏博的田氏家族虽无城傍血统，但魏博兵将则为融合东北城傍与边兵的军事体制。《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附子威传云：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 维系魏博的为父子相袭的牙兵，而充牙兵的子弟则是追随田承嗣的东北城傍及健儿。《新唐书》卷二一O田承嗣传略云： 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卫将军，禄山反，与张忠志为贼前驱，陷河、洛。 田承嗣魏博兵即安禄山反于范阳的先锋兵。安禄山所部兵包括同罗、奚、契丹、室韦等15万众，范阳兵91400人，平卢兵37500人，[41]若一半镇守，则入中原兵6万余人，同罗及东北城傍兵近9万人，知安禄山起兵驱入中原的主要兵力还是东北城傍部落。魏博牙兵“召募军中子弟”而成，召募者多为这部分城傍子弟。魏博牙兵为城傍后裔。 镇冀将亦以城傍后裔为主。李宝臣为范阳城傍奚，上文已论，李宝臣之后的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42]。李诗等内附被置于幽州之偏，即幽州城傍，王武俊为幽州城傍契丹人后裔，与王武俊齐名的张孝忠本奚族，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43]张孝忠也为城傍后代。镇冀地区融合城傍及不同种落兵将的军事制度也是养子制。《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王廷凑传略云： 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王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镇冀为以城傍后裔为首、军将以养子制维系的胡化区域。城傍的影响于此可见。 《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传云：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 据《旧书》卷三九地理志，天宝初于范阳界置凛州，“处降胡”，李怀仙可能本身就是凛州降胡亦即幽州城傍。卢龙亦以城傍后裔为主要兵力及战将。《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十月条略云： 李日月，（朱）泚之骁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 朱泚骁将李日月为奚，朱泚曾领卢龙节度，[44]李日月可能就是卢龙战将。此奚即营州城傍奚部落后裔。平卢是河朔三镇中最北的一镇，兵将杂以幽州城傍，理应如此。 东北城傍的影响还不只河朔三镇。唐后期河南方镇时有与中央王朝抗衡者，淄青及淮西尤为巨患。《旧唐书》卷一六二曹华传云： 李正己盗青、郓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 同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略云： 申、蔡之时．人劫于（李）希烈、（吴）少阳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之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貘。 青郓李正己、李纳、李师古、李师道四世多与河北相结，淮蔡至吴少诚、吴元济，更为桀骜不驯。所以能如此，《新唐书》卷二一三李师道传认为淄青是因为“自正己以来，虽外奉王命，而啸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纳之。以严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质其妻子；有谋顺者，类夷其家，以故能胁污士众，传三世云”。将淄青对抗中央王朝的原因概括为招纳亡命及严刑峻法。《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则称因吴元济以朝廷公卿乞破蔡日以将士妻女为婢妾之言“激怒其众，绝其归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两传》对淄青、淮蔡民风变化及为朝廷坚敌的原因概括得并不全面。严刑峻法及激怒将士只是次要原因，淄青、淮蔡同于河朔三镇的最主要原因与河朔三镇胡化的原因一样，即东北城傍的涌入。《新唐书》卷二一三藩镇淄青传略云：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 同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略云： 营州人，天宝未为州裨将．守保定城。禄山反……有诏就拜（平卢）节度使……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略，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 侯希逸人青州时带了二万平卢兵，李正己这样的营州城傍高丽人也在其中，营州城傍可能在侯希逸军中占了重大比重。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指出： 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虽其初不从安禄山之命，然其种族固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之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 此为淄青抗衡中央的最主要原因，而其所以能形成“胡化集团”，则在于东北城傍。 淮西也是如此，《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略云： 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自云曾祖文昱，棣州刺史……忠臣少从军，在卒伍之中，材力冠异。事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寻加安州刺史，仍镇蔡州。 李忠臣父祖官名皆为“自云”，又家于幽州蓟县，有城傍后裔的嫌疑。安禄山反后，李忠臣与安史抗衡，所部兵当为平卢先锋军，其后随之镇蔡的部队当也是这批军土。同侯希逸部将一样，这部分兵将也多由东北城傍组成。《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一年九月条略云： 丙午，（李）忠臣遣裨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入其营，纵横贯穿，斩数十人而还……重倩，本奚也。 忠臣手下主要将领李重倩即奚人，也就是东北城傍，斫田悦营的骑驰武勇，跃然纸上，这正是东北城傍的特色。淮西军将由这部分人组成，故而在李希烈、吴元济时，能长久与中央政府抗衡。《旧书》卷三九称东北城傍至德后，入据河朔，并不完全。除河朔三镇外，幽州、营州城傍也入据了淄青、淮西，他们的移徙也改变了这两个方镇的性质。 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国力从盛到衰的转折点，而且安禄山驱东北城傍入河朔及中原，对唐后期历史影响深远。唐后期河朔三镇之所以能成为别于中央王朝的胡化区域，淄青、淮西之所以民风强悍，渐近胡化，都是因为东北城傍入居。义儿牙兵制使城傍后裔在打散部落后重新组成一不直接以血缘部落为纽带，但也类似血缘的亲党胶固、父子相袭的团体，这是唐后期藩镇割据及胡化的基础，也是城傍对唐后期及五代历史的重大影响。 最后以唐人对城傍的两首歌咏结束本文。敦煌文书伯2567号“城傍[曲]”[45]云： 降奚能骑射，战马百余匹。甲仗明寒川，霜□□□□，□□煞单于，薄暮红旗出。城旁粗少年，骤马垂长鞭。脱却□□□，□剑沦秋天。匈奴不敢去，漠北开尘烟。 此诗描写了投降奚人成为城傍后的豪壮勇猛的胡气和精湛的骑射武功。《全唐诗》卷二八二（3209页）李益“城傍少年”[46]云：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此诗直接点出了城傍得名之因，即“生长边城傍”，也描写了城傍的胆气、骑射功夫，并指出其平时射猎及战时充军出征的生活。城傍被形诸歌咏，更证明了边地城傍的普遍存在。城傍已成为唐代的一种并不罕见的社会现象，并以其武勇骑射使唐人耳目一新。唐代因注入胡人血液而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城傍正是注入唐代军事制度甚至唐代社会中的新鲜血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