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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70年至675年，唐朝与新罗爆发了一场在两国关系史上唯一的一场战争——唐罗战争，唐罗战争中唐朝和新罗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相对而言，新罗损失较大，但他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唐朝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唐罗战争，中国方面史料相对缺乏，而韩国方面相对丰富，同时韩国方面研究唐罗战争论著很多，而中国方面研究论著甚少，其中论述详细、研究较深的当推拜根兴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本文拟勾稽史料，对唐罗战争的原因背景，始未经过作一探讨。 一、唐罗战争爆发的原因背景 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后，唐朝又相继征服和灭亡了吐谷浑、西域各绿洲国家、薛延陀后，成为了当时东亚及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朝政府力图维护其在东亚世界的霸主地位，而当时中国东北的高句丽政权不仅夺取了中原的辽东、乐浪、带方等地，而且对唐朝颇不恭顺，又拒不归还在高句丽的被俘汉人，这都导致了唐朝对高句丽政权不断用兵，为了更好的打击高句丽，唐朝需要联盟当时高句丽南方的百济、新罗帮助他消灭高句丽。然而当时百济、新罗两国互相攻伐，各有胜负，使唐朝的联盟计划难以实践。当时新罗为了取得唐朝支持，积极向唐朝靠拢，并举诉百济、高句丽联兵侵罗，新罗危在旦夕。百济则采取联络高句丽、倭国以防唐朝的策略。唐高宗即位后仍欲灭亡高句丽，但是他改变了太宗由辽东地区单路直攻高句丽的战略，形成了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高句丽的战略方针，而此时百济亲高，新罗亲唐。如果不能使百济臣服，唐朝的这个战略计划将难以实现。因此，唐朝便联合新罗于显庆五年（660）自莱州出发灭亡了百济，同时在百济原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将百济故地纳入唐羁縻府州体系。同时留行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兵一万，镇守百济。从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百济复国运动兴起，后被唐与新罗联合镇压。为了统合当时百济新罗两国力量合力攻灭高句丽，唐朝强迫新罗与熊津都督（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于麟德二年（665）八月结盟。新罗助唐灭百济的战略目的是灭亡百济，占有其土地、人民，而唐朝却将百济纳入自己的统治并强迫罗、济结盟，这引发新罗的极度不满。但此时唐朝军力强大，且北方强敌高句丽仍存，新罗无力也不能与唐为敌，只能隐忍不发。唐总章元年（668）十一月，唐灭高句丽，在具体做战过程中，新罗做战消极，直到总章元年（668）六月，新罗军队才开始行动，唐朝南北夹击高句丽的计划实际落空，南部战线未起多大作用，唐政府大怒，严责新罗“失军期”，并将唐朝南线百济留守军主帅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事实上不是刘仁愿逗留，而是新罗方面不肯配合，在失去了共同敌人高句丽后，新罗、唐朝矛盾日益激化，唐朝在百济故地建立熊津都督府，纳入唐王朝直接管理，而新罗欲夺取百济土地、人民，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咸享元年（670），为争夺吐谷浑故地及西域，唐朝与当时我国西部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当年夏四月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以击吐蕃”。几乎与此同时，高丽酋长钳牟岑起兵叛乱，以安舜为主。唐朝派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讨伐高丽叛众。这两场战争牵制了大量唐军兵力，当时唐军全国总兵力不过数十万，而仅对吐蕃一战就用兵五万（一说十万），唐军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不利境地，这些就为新罗发动对唐战争提供了条件。实际上，新罗在高句丽叛乱起时已对安舜表示支持并收留了安舜及其随从百姓，“王处之国西金马渚”。 二、“唐罗战争”始末 本文拟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将唐罗战争划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罗出动大军攻击熊津都督府到新罗占领熊津都督府和唐军彻底镇压高句丽叛乱（670—673）。在这一阶段，新罗夺占百济故地，唐朝击溃新罗援军，重新占领高句丽故地。 咸亨元年（670）七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唐罗战争正式爆发。此战熊津都督府方面损失惨重，这与熊津都督府实力较弱有关。熊津都督府是在原百济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原百济军队在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的战争中损失极大，“僵尸如莽”，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计不会超过数万。熊津都督为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但从史料上看扶余隆在咸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另外自刘仁愿罢职后，在百济似乎已经没有汉将起实际领导作用。唐朝鉴于熊津都督府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派在大非川战败的大唐名将薛仁贵“起为鸡林道总管”。按大唐军制，行军对象是哪一个地方，就使用哪个地方做行军道名字，新罗在唐的建制是鸡林州都督府，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很明显是负责对新罗用兵，而当时唐与新罗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是熊津都督府，因此，薛仁贵必是接手熊津都督府，对新罗开战，而不是为了对付“高丽余众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