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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即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同执政，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这首先就又从立太子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景云元年六月载：“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但在诛韦氏的当天，已封隆基为平王，并命他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这就是说，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统禁军，加之平韦氏之功，似乎不应出现睿宗即位后再议立太子之事，隆基当然应是太子，况且此前唐朝历代并不恪守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睿宗在立太子上“疑不能决”而问侍臣云云，不过是太平公主想要通过立长子承器为太子以削弱隆基的权势。此后，隆基虽被立为太子，但他与太平公主仍在明争暗斗。睿宗依违其间，起初颇欲倚太平公主之力以限制隆基，立太子之犹豫、闻朝廷倾心东宫而欲使安石察之、听信术者之言而使侍臣守备、围绕墨敕斜封官的争论以及对有关人士的贬黔等等都可说明。但从立太子、太子监国、传帝位等情况来看，太子势力已大，羽翼已成，虽然“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控制着朝政，但太子却牢牢掌握着禁军，若再进一步限制，势必会再次激成事变。睿宗目睹了武则天对高宗诸子诛杀的惨剧，经历过武周以来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此时面对自己子女间的倾扎，他或者倚太平公主，以武力整掉太子，或者向太子交权让位。他选择了后者，这既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也是对当时政局失控的无奈。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元元年七月，玄宗起兵诛杀太平公主，完全控制了朝政。 这一时期的第一起政变就是神龙元年的桓彦范等人拥中宗复辟。政变时，玄宗之父相王李旦任右羽林卫大将军。政变的主谋者之一袁恕己正兼知相王府司马事，并在政变中“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中宗复辟后，拜相王为太尉，同凤阁鸾前三品。《旧唐书·睿宗纪》则明确说：“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昆弟功，进号安国相王。”可见相王（即睿宗）是此次政变的参与者。其时李隆基年已二十，为卫尉少卿，对此事绝不会无所耳闻，相反，从他以后“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勾结禁军将帅等行为来看，中宗统治年间他就常想起事。景龙二年外任潞州也非偶然，而他回京后，望气者说他宅外水池有龙气，中宗幸其第，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云云也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这就是因为相王父子在当时一直是颇有政治实力的人物。中宗死后，皇后临朝摄政，“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李旦之子）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同时封父子二人为王“以从人望”，可见李旦的政治影响。证以诛韦后之事更可说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初二）日中宗崩，丁亥（初七）日殇帝即位，庚子（二十）日隆基等就发动了政变。由此可知，说隆基在中宗统治时期一直在准备着起事确不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不足两旬之内便顺利发动政变并获成功。况且韦后在中宗死后秘不发丧，正从各地调集兵马以加紧防范呢！ 至于此后的一系列政变，玄宗大多都是参与者和谋划者。重福以太子身份攻打东都对当时睿宗、隆基等人的震动不会太小，所以在局势平稳后，年仅十七的中宗唯一所剩之子重茂便死了。太子或皇子在这些政变中的作用，玄宗也不可能没有意识，重茂之死可以为证，他即位后颁布的对诸王的防范之制也可以为证。所以当武惠妃以太子结党、指斥至尊诉于玄宗时，便为玄宗所不能容忍。我们不排除他有宠于惠妃才这样，但对其三子处置之酷、后也终未立惠妃之子寿王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感于往昔之事。 但他在杀死自己的三个亲子后不久，武惠妃也病死了，其心情之伤感可以想见。后来，杨玉环进宫，歌舞升平，他在位已达三十余年，年纪也近古稀。他一方面倦于政事，想吐纳导行，学道修行，以求长生，但同时又怕太子结党或朝廷大臣依附太子而向他夺权，甚至发生二、三十年以前自己经历或目睹的那些为夺权而发动的血雨腥风的政变。年纪越大，往事似乎越近，有时竟宛如目前，疑心也就随之而越大，于是他就特别希望能有只忠于自己而反对任何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在当时权力世袭的背景下，能取代自己者，除太子外还有谁呢？在帝位终身制下，晚年的玄宗有这种惧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国家最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一唐玄宗，从自己的心境出发而将国事付于自己所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又怎么会做不到呢？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天宝年间的政治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格局又怎能长久维持呢？终于在十数年之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它既是天宝格局的表现，又是这一格局的结束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