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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不能流向中原，与滔滔黄河，绵绵长江相融会。 塔里木河哺育的西域文化，却如文明之鸟、智慧之花，飞落在中原文明的林园之中，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百花斗妍、百鸟争鸣，好一派繁盛兴旺的热闹局面。 大唐时代是大融合的时代，大唐的文明之光照耀中外、彪炳千秋，这正是大唐王朝胸怀开阔风迎八方、气度恢宏纳百川的结果。威震四方的大唐帝国，令国人自豪，令世界惊羡，令历史辉煌！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 威尔斯是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文明差异时，说这番话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它的文明成果在世界上有目共睹。正如威尔斯所说，开放的思想，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精神，是唐代文化的补强剂和复壮剂。它首先是从中原及西域各民族文化中博取众长，同时也通过丝绸之路与欧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充满了接纳外来文化的热情和创造求新的激情。因而使唐代出现多元化文化格局和百花争妍的文化局面。这种文化背景，为西域文化进入中原提供了方便。 古都长安，建筑宏伟，气势堂皇，是唐代最大的城市，也是东方最著名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洋溢着一派汉唐风采，激荡着一种汉唐精神。气象壮观，国运昌隆。  唐长安城明德门复原图  唐长安城里坊和东市鸟瞰复原图（点击上图放大） 作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长安，居住人口为全国之首，约30多万户。公元631年唐太宗灭东突厥后，将突厥贵族等万户安置在长安，对他们实行怀柔政策。早自北魏时，流寓都城洛阳的西域人也有万户之众。在唐朝长、洛两京，熙来攘往、比肩接踵的人群中，西域胡人占有很大的比重。这里所说胡人，主要指塔里木河流域诸国和新疆境内少数民族，以及葱岭以西天山以北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有时一部分印度人和波斯人。当时西域少数民族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陕西榆林早在汉代就有来自龟兹的移民，因而设立了龟兹县。塔里木河中游的温宿人入居陕西乾县的很多，所以乾县曾一度以温宿岭为县名。 除了上述安置的万户突厥人和唐以前留居的西域人，还有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而留居长安的数千名漠北回纥人，以及大批逐利而来的胡商贩客。他们当中有些人腰缠万贯，乐不思蜀，就在长安娶妻生子，长住下来；另外有人仕为官的，如于阗王尉迟胜率兵助唐平叛后，留京任宿卫。尉迟青居住长安，德宗时官至将军；还有充当质子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都有以人质身份入住长安的，有不少质子留寓不返；再就是来长安传经布道的西域僧人，以及入国求知的西域学子；数量较多的居京人口，是到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亮丽的风景线。 由于吐蕃势力强盛，安西四镇屡屡沦陷，河西一带也被吐蕃占据，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中断。这样一来，流寓长安的西域游子归途既绝，也只好滞留长安，由唐朝政府专设的礼宾机构给予管理和生活供给。 当时留下的胡人约有四千人，其中有些老胡人在长安居住达四十余年，他们都有妻子、有田宅。至于西域胡人娶汉女为妻者，也不在少数。 如此众多的西域人口，如此复杂的职业成分，又如此集中的齐居于长安，这在唐朝都城形成的文化能力及社会导向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文献记载，早年汉灵帝就“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 、胡笛、胡舞”，所以“京城贵戚，皆竞为之。”可见，灵帝在汉代就已将西域文化和社会习俗全方位引进中原了，而且在京城贵戚中已形成气候。李唐政权建立后，不仅因袭了前代许多优良传统，而且在对待异族文化上更加开放，不问华夷，都能兼收并蓄。所以，国际商贸、各族人种、各类宗教、东西方文化，都能在长安这个东方大都会有一席之地，发挥一技之长。 西域少数民族入居人数的增长，使长安胡化之风盛极一时，喜好西域风尚、服饰、饮食、建筑、绘画、乐舞者，不仅局限于宫廷贵戚，而且也大盛于民间市井。 长安的建筑独具特色，华丽而宏大。但由于佛教的传入，西域佛教寺塔、石窟建筑形成也出现于洛、长两京，以致佛寺林立，佛塔遍布都城内外。甚至把罗马拜占廷的凉殿，也搬到夏日酷暑难耐的长安。在建筑形式仍是楼阁飞檐。殿内四处积水，水激扇车，雨帘飞洒，座内藏冰，身临这样的所处，盛夏犹如凉秋。玄宗建凉殿后，京城重臣贵族纷纷效仿，建筑豪华住宅，宅内设“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宛如盛暑中的凉风秋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