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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军号对散官的“拉动” 如上所述，北魏末年存在着散官的滥授和“双授”普遍现象。就前者、也就是散官的普授和滥授而言，我们已说明这是它们向阶官演进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官职的性质迅速发生着变化，它们不再仅仅是员额有限的散官，而是发展为员额无限的、用以标志官员地位及其变迁的名号了。那么与之并行着的“双授”，在此发挥着什么作用呢？当然，“双授”也就是一种滥授，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半。我们要进一步指出，“双授”的泛滥，使军号得以“拉动”文散官走向本阶化和序列化，使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本节就来集中讨论这一点。 军号的系列化和“本阶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比文散官发展更快。曾有学者考得此期将军官印在70余号以上[22]，实际的军号远不止此。北朝尤其是如此。北魏“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 [23]，“洛京、邺都，(尚书)令史……皆加戎号。” [24]等级低微如令长、令史者，也都普遍以戎号作为本阶。东魏兴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25]，碑阴所见太守、县令、别驾、治中、功曹、主簿、参军等63人，其中拥有各种军号者达35人，超过半数，其高者如征东、征虏将军，其低者如殄寇、明威将军。 文散官的演进，就没有这么迅速、成熟了。在魏末，诸大夫虽因滥授而相当“本阶化”了，但法制上尚没有完全认可这一点，诸大夫形式上仍是“官职”，而非纯粹的法定本阶。前述“领”、“兼”之辞，就反映了散官正在走向、但又未充分完成“本阶”化的情况。又，杨津于庄帝永安二年“兼吏部尚书，又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仍除吏部”，杨津实际是以吏部尚书而加车骑、光禄，但因制度上车骑、光禄仍是官任，并非纯粹的“本阶”，授此二职相当迁官，所以要特诏“仍除吏部”，以使之继续承担吏部尚书的工作。其事又如：杨遁，“除尚书左丞，又为光禄大夫，仍左丞”；李奖，“吏部郎中，征虏将军；迁安东将军、光禄大夫，仍吏部郎中”；元晖，“入为尚书右仆射，寻迁左光禄大夫，尚书仆射、常侍悉如故” [26]。同理，这“仍左丞”、“仍吏部郎中”、“尚书仆射、常侍悉如故”所以要特加记载，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说明，则按当时惯例，上述诸人本应该解除左丞、郎中或仆射之职的。 不过以西魏“九命”为标志，文散官制度终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究其原因，军号、散官的“双授”，在此曾经发挥了强劲的“拉动”作用：由于将士们强烈要求在占有军号的同时也占有文散官，便导致了“双授”现象的泛滥；由于“双授”日益普遍，文散官便与军号日益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这样，已先行一步发展为“本阶”序列的军号，就“拉动”着相应的文散官向“本阶”继续迈进；并由于军号的序列化程度高得多，军号便“拉动”着与之“双授”的文散官，也逐渐形成为首尾完备的等级序列了。这样一点，在西魏“九命”军号与散官的一一对应关系上，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其中并立的军号和散官作为本阶序列，已无可置疑。 北魏后期，文散官制度虽已颇为发达，但仍未自成首尾，在类别和品级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合或空缺，仍是很不严密、很不系统的。为便于比较，我们根据北魏《后品令》，把北魏的军号和文散官列如下表：
读者首先就能发现，北魏的军号和东省文散官并非均匀分布在九品18阶30级的各个层次上的。凡是散职阙如的层次，我们都加上“○”号以便观览。对于文散官来说，正四品以下的24级中只有9职，空位多达17个。军号虽然等级较多，但在正四品以下仍有8个空位，同时另一些等级上却分布着10多个军号，拥挤不堪。可见北魏的军号阶级与官阶是不一致的，文散官也远没有形成序列。这甚至使由此列出的表格，看上去都远不如前述西魏军号散官表那么美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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