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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九命”的改革，首先就是使军号与官阶一致起来，使军号均匀分布在官阶的各个等级之上。这已是个不小的进步。进而在此之后，军号对散官“本阶化”的“拉动”，就开始显示出来了。为优遇将士计，西魏继续采用着魏末“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的“双授”做法，那么每一级军阶就都要“拉”上一个文散官，与之配成一对以便“双授”、以免出现“虚号”。 在军号一方，由于其数量颇多，略加整理就能排成一个从一命到九命、每命两个军号的序列；这时不但无须创置新号，甚至对大量旧号还要加以删减。但散官一方就不同了，它们数量较少且不成序列。为了填充散官一方的那些空位，西魏统治者所做的，首先是把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和员外散骑常侍、侍郎都分出“左”、“右”，以增加其数量。而这就意味着，军号“拉”出了更多的大夫、常侍、侍郎之职。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了左右中郎将、奉车都尉、武骑常侍等职称。这些西省的官职，至少在北魏后期已经相当散官化了，并因“双授”而被军号“拉”入了阶官的序列。 “西省”与员外常侍、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所属的东省(集书省)相对，西省为武官而东省为文职。要了解此期的选官体制，不知道东西省就是个重大疏漏，因为东西省和两汉魏晋的郎署颇为相似，构成了入仕迁转的重要环节，具有储才待调的意义。也正是为此，它们经常成为冗员聚集之所，北魏后期“天下多事，东西二省官员委积” [27]；北齐天保8年欲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而参选者多达二三千人。故其时的西省散官，同样也用作初仕之位、用作迁转的过渡，用以“领”“兼”职事官。这样看来，尽管左右中郎将、奉车都尉、武骑常侍等名为武职，但因东西省的特殊性质和东西省的对应关系，它们与东省的员外郎、给事中、奉朝请等已颇接近了。尤其是它们也用作加官[28]，并进而与军号“双授”。例如元颺、乞伏宝、张元亮以显武将军与左中郎将“双授”，辛纂以平东将军与中郎将双授；吕罗汉以宣威将军、路恃庆以伏波将军、王悦以宁远将军、李育以轻车将军与奉车都尉“双授”。换言之，左右中郎将、奉车都尉、骑都尉、武骑常侍这些西省散官，从官名上看虽然像是武职，但从性质上看，它们与东省文散官相当类似。其实早在北魏道武帝时，“三都尉” (即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及骑都尉)，就已是文散官之比了[29]，尽管它们名似武职。这就提示我们，西魏朝廷“拉”入西省武号来填充文散官序列的空位，乃是渊源有自，而不是没有依据的。 为填充空位，西魏统治者还新创了一些官名。奉骑都尉，应是来自此前的骑都尉。冗从给事一职，似融汇冗从仆射、给事中二名而来。冗从仆射亦西省官，在北魏，有侯刚以虎威将军、于纂以明威将军、贾显智以伏波将军与之“双授”。此外如“九命”中的武贲给事、武骑侍郎、强弩司马、积弩司马、武骑司马、武威司马、殿中司马、员外司马等等名号，看上去也是昔日西省积弩将军、积射将军、武骑常侍、殿中司马督、员外司马督等等的重新组合变换。这些形为武职的官名，因其来源，其实此前都已具有文散官的意味，至少在被“拉”入了九命的散官序列之后，便都具有了文散官意味了。 在北魏《后职令》中，侍中与银青光禄大夫、常侍与太中大夫居于同品，遂造成了重合。按，侍中、常侍与诸大夫本是性质不同的加官，所以常有并授现象。如田益宗以征南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杨宽以骠骑将军为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王诵以前军将军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不过经西魏的整理，侍中、常侍专与骠骑、车骑大将军双授，消除了重合现象，与诸大夫等并入了一个统一序列。 北魏后期被“双授”的军号与散官，二者间虽然有大致对应关系，就是说二者品级相近而不会相差悬殊，但就诸多实例看，那仍无定制。如骠骑大将军、车骑大将军二号，有加仪同三司者，有加开府仪同三司者；有加侍中者，有加常侍者。“双授”组合的混乱多样，使官员地位丧失了简明划一的高下比较。于是，西魏统治者着手使之整齐化：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为一固定组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为一固定组合。同样，诸大夫与军号的“双授”，其等级对应在魏末曾十分杂乱，而在西魏“九命”中，这也得到了彻底的厘清。 总之，由于“双授”制度，军号便把一大批来源不同、零散杂乱的散官，“拉”入了与军阶对称的各个空位，使之形成为又一个完整划一的序列，有如军阶序列的镜中映像一般。与之同时，军阶业已具有的“本阶”性质，便由于这种对应关系而传递给了散官；也就是说，早已发展为“本阶”的军号序列，又把这些依然滞后于“散官”阶段的官职，“拉”入了与军号并驾齐驱的“阶官”境界。就是这样，军号“拉”出了一个整齐完备的文散阶序列。 “双授”对文散官的本阶化和序列化，曾是一个强劲的“拉动”因素。尽管孤立地看上去，北魏后期“督将兵吏无虚号者，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是个令人摇头蹙眉的弊端，不过正是由此“弊端”，西魏得以完成了一次散官制度的飞跃。由西魏“九命”制度，原本在各品级上杂乱分布的军号，变得分布匀称、结构清晰了；同时一个与军号分立的文散官序列，也在军号的强劲“拉动”下呱呱堕地，并已明确无误地呈现为“本阶”序列。这个序列的渊源及进化历程，在史籍中原是斑斑可考。 下面，就已到了总结本文各节论点的时候了。首先我们在有关史籍中发现，西魏“九命”中已经存在着两个并立的散阶序列了：一个军号序列和一个散官序列。当上溯汉代禄秩体系，下观唐官品中的职事官与文武散阶体系之时，我们认为对于官员等级制从“职位分类”为主到以“品位分类”为主的演进历程，“九命”体系构成了重大转折之点。其次，从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的排列看，我们认为其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并进而以充分的史料，证明了二者的“双授”惯例的存在。第三，我们转向此前的时代考察“双授”的渊源，发现这种“双授”在北魏就已萌生，在北魏后期它就已迅速泛滥开来并成为“时尚”了。最终，本文的分析说明，魏末的“五等大夫”等散官的普授和“双授”构成的名号滥授，有力地促进了有关散官向“散阶”的进化；尤其是“双授”，它使在“本阶化”进程中先行了一步的军号序列，得以发挥出一种特别的“拉动”作用，从零散而不成序列的各种散官中，“拉”出了一个整齐完备的文散阶序列。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散官普授和“双授”在内的名号滥授，本来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弊端，然而就是从这种“弊端”之中，发展出了一种颇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以上讨论，当然远没有结束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的视野，进而及于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南朝政权下，就没有发生相近的制度变迁呢？在西魏北周出现了如上改革成果之时，在东魏北齐又发生了些什么？对学者向来关注的南北朝与隋唐制度源流关系问题，上述官员等级制度的进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新认识？不过一篇文章显然是容纳不下这么多内容的，为此我已另外成文专论，就不赘于此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