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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66《刘屈氂传》：“（戾）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我认为，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64《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虎符是一地一符，甲地的符不能用来调乙地的兵，反之亦然，而节却并无地区限制，如，戾太子持一根节，先发了长乐宫卫士，接着又发长水与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只是因为侍郎莽通告胡人说“节有诈”才最终未果。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萧王刘秀准备讨铜马、大彤等地贼，以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可见，一节能发动十郡甚至更多郡的军队。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后期边境和地方动荡加剧之后，节会不断流行开来，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大都带将军号，持节出镇。 我们前面论证过，玺书或诏书是与虎符同时使用的。但，玺书或诏书也可独立作为发兵的信物，《后汉书》卷31《杜诗传》：“初，禁纲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惧。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敛，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此书上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后，可见，在东汉初期曾一度仅以玺书或诏书而不用虎符向郡国征兵。西汉偶尔也用诏书发兵，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曾“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以击康居。“矫制”可能是伪造皇帝制书以发兵。我认为，王朝对中央兵的调遣可能主要以诏书或玺书为凭证，武帝时丞相刘屈氂发京师军队讨戾太子之前，先由武帝授予玺书，见《汉书》卷66《刘屈氂传》。当然，这是推测，尚无确证，因为史书对于中央军的调发方式极少记载。 羽檄在汉高祖刘邦时也独立地作为向郡国征兵的信物，我们在第一部分曾引用过《汉书·高帝纪下》的材料，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示速疾也。”可见，檄本来是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羽檄就是在这种文书上插了鸟羽，表示情况紧急。在收到羽檄情况下，是可以不经中央授权就发兵的。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没有虎符和诏书情况下发兵造反的目的，曾令人持羽檄从南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后汉书》卷31《廉范列传》：明帝永平年中为云中太守，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可见，檄是一种请求附近地区加以援助的文书，收到这种文书的地方，可以不待中央指示就发兵援助，但，我们已说，羽檄不具有发兵的强制效力，发不发兵当然由当地自行决定。 汉代发兵制度的实施情况 西汉实行郡、国统兵制度，中央有南北军，地方有轻车、材官、楼船、骑士。但有学者指出，中央的南北军也是从地方郡、国选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0《兵考二》引山斋易氏《南北军始末序》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于三辅。”又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又引章氏曰：“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何以言之？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则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门，则长从始此。”这些意见，马端临是赞同的。西汉成年男丁的正规兵役一般是一年在地方当材官、楼船或骑士，另一年到京师去充任卫士，所以，西汉一朝，从地方郡、国调发军队的制度是很受重视的。西汉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统兵权属于地方，但调兵权始终握在人主手里，而且，西汉大部分时期是以虎符调兵，汉景帝时，弓高侯劾胶西王的主要罪状就是“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胶西王被迫自杀。淮南王刘安要用国兵造反，也必须取得相、内史、中尉的一致同意才能发兵，这些，前面已说，此不赘述。汉武帝时较多地以节发兵，但，以节发兵其实是君主派遣使节向郡国调兵，并执行君主指定的任务，并不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而且，郡国要动用军队自卫或维持治安时，事先须向中央请示，《资治通鉴》卷17：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可见，连边区民族也没有擅自动用兵力的权利。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一月：“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说明西域地区遇到紧急情况，未经中央批准，也不敢擅自发兵。就是到了西汉末期的王莽时候，虎符发兵之制还严格地实行着。《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哀帝崩……（太皇太后）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资治通鉴》卷38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记：“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翼平连率田况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人，予以库兵，王莽下书让之曰：“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其罪乏兴。”次年，莽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绿林、下江、新市兵，严尤谓陈茂曰：“遣将而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从严尤的话中，不难看出，西汉一朝，即使是战争时期，没有兵符也不能擅自发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