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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六十四石的粮食只有一石运达前方的说法，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记录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 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 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 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 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 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 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 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悝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地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政策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做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十五分之一(不及百分之七)，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前方征戍三日，或付代役金三百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收时系全面地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五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地执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始终不得封赏。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已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士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十三年，这髫龄的皇帝也未有子嗣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二十七天，他认为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立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十八岁，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朝廷记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二十年间，赋税已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谈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1年朝廷主持了一次有关盐铁专利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也不能如法家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十三万个官僚去治理六千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暧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贵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全部为矫揉造作。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越远，与原来设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创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计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宫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