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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战争之前，主帅都应该做好周密的部署，否则就很有可能让自己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本文所引，无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孙子兵法》）可是项羽刚一接到曹无伤送来的情报便大发雷霆，喝令道：“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也不去想一想：消息是否可靠？能不能打？该怎样打？同时，他还犯了“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这一兵家大忌。领兵打仗是一项需要极高智慧的活动，一生气就不可能进行冷静的思考与分析，也许会一时得利，但终将损兵折将，甚至破家亡国。他的这种意气用事、处事的情绪化为后来樊哙的巧言施谏和刘邦的成功逃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当时项羽兵四十万，而沛公兵只有十万，相差四倍多，他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刘邦发起猛攻，虽说是出于愤怒，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但也暗合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的用兵思想，若能最终实施这一决策，刘邦或许真的危如累卵了。然而紧接着，项羽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轻易相信了左尹项伯的鬼话。兵法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项羽不但把这个公开反对自己决策的人留了下来，还不可思议地迅速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大大改变了对刘邦的态度，从而失掉了这个剪除沛公势力的绝好机会。 鸿门宴上，项羽、范增和项伯的表现更是令人寒心：一个心慈手软、优柔寡断，一个目无尊主、独断专行，一个则身在曹营心在汉。三人各自为政，同床异梦，看不出任何宴会前统战部署的迹象，所谓“上下同欲者胜”，反言之，上下不同欲，那就必败无疑了。 另外，军事家孙武十分看重间谍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而我们的楚霸王光明磊落，敢作敢当，对这种见不得光的“奸邪小人”向来都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曹无伤把“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这么重要的情报秘密告诉了他，他不但没有奖赏，严加保护，反而在刚与刘邦见面的时候就把人家的老底端了出来，让这个本来可以使自己在和刘邦的斗争中占得先机的重要人物顷刻间命丧黄泉，真是可惜，可悲，又可叹！ 与之相反，刘邦在项羽集团中本来没有间谍，他却把握有利时机，积极地拉关系，套近乎，不仅“兄事之”“奉卮酒为寿”，甚至不惜降低身份，与之“约为婚姻”，最终培养了项伯这个内奸。可以说，没有项伯宴会前夜的劝止项羽进兵和宴会中的“以身翼蔽沛公”，刘邦死矣！因为有着特殊的功劳，所以平楚之后，他作为项氏成员不但没有被诛，还当即被封为射阳侯，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用人品和道德标准来评判，我们不得不承认，刘邦是深谙用间之道的。 至于其他方面，刘邦的表现也都比项羽略胜一筹。比如当得知项羽意欲举兵攻己之时，他并未恐惧，也未愤怒，而是条件反射地问了张良一句“且为之奈何”，积极地征求意见，寻找有效的应对之法。到鸿门后，刘邦除了见到项羽时说了“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一段话，整个过程似乎都是他的臣子们在表演：樊哙进帐后做了一系列反常的举动他不过问②，逃席后，还把善后事宜全部交给了张良，自己始终没有什么建树，像个傀儡一样。其实并非如此，这就叫“将能而君不御”，既然相信臣子们能做好，又何必再插手添乱呢？项羽如果也能有这种胸襟和胆识，放手让谋士范增全权操办，鸿门宴的结局也决不可能如太史公描述的那样。 据《史记》载，项羽小时候在学书、学剑都不成后，曾央求叔父项梁教过他“万人敌”，可惜只是“略知其意，又不能竟学”（《项羽本纪》），其不通兵法这一弱点在鸿门宴中暴露无遗。很难想象，一个不懂韬略，又不愿虚心求教，只知道逞一时之勇的武夫能在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中胜出。因此，读了《鸿门宴》，再看项羽后来被围垓下、自刎乌江，也就不那么出乎意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