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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西汉政权赋敛总收入远远不止40万万。而王嘉、桓谭所言“都内钱40万万”，当是指地方上交到大司农的赋敛数。而地方尚截留了25亿多钱为地方性财政开支。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地方也确实需要支付一部分养兵费用。如《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通西南夷：“蛮夷因以数攻[吏]，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五十：“金曹调库赋钱万三千三……”陈直案：“金曹当为张掖太守或居延都尉的掾属。据此简文，可以证明当地赋钱，有一部分可以由地方支用，并不完全上交大司农。”[5]说明边郡兵有一部分由边郡地方财政供养。 但西汉西、北边郡情况较为特殊。因为西北边郡地旷人稀，土地尚未得到充分开垦，而且人口又少，赋敛征收有限，再加上又征调了不少内郡的戍卒戍边。故此，边郡地方财政不胜供给，由大司农调钱助养。正所谓“边郡诸官诸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给相足’。至于边郡地方财政具体供养数量和方式，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但不管是边郡地方财政供养还是中央大司农赋税调拨，它都是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算出边防养兵费用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 口粮：（8000000石∕55136900石）×100%≈14.51% 赋敛：（22.7亿∕65.435亿）×100%≈34.7% 这是总体情况的比例。而具体到百姓负担上，当时百姓的养兵负荷量如何呢？我们也可以作个测算。 按汉平帝元始二年户数和垦田数之比可知，当时一户所拥有的田亩数平均为： （827053600亩／12233602户）≈68亩／户 按亩产2石，周租“三十税一”计，平均每户岁出田租为： 68亩×2(石)×1／30≈4．5石 赋敛钱一户按五口之家，二大三小计算，其每户一年出赋敛为： (2×120)+300+(3×3)二549钱 而我们前面所述，边防兵每人每年要消耗粮食27石，费用7600钱。则平均每人每年需消耗6户田租(27石／4．5石)，用掉约14户的赋敛(7600／549)。这也反映出当时供养边防军任务之艰巨。所以，凡遇有边防战急之时，军旅数发，则国家财政往往不胜供给。如秦始皇时，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6]汉武帝时“外事四夷”，“大司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7]王莽时，为伐匈奴，在边境临时增驻20万兵，“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8]东汉和帝时，窦宪伐匈奴，“而大司农调度不足”；[9]安帝永初年间；“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债数十亿万”。[10]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为了保证这巨额的养兵费用开支，政府往往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在秦代“厚赋天下”，“赋敛无度”，[11]“头会箕敛，以供军需”；[12]汉武时“民户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13]王莽时“赋敛民财，什取伍”，[14]“数横赋敛，民愈贫困”[15]东汉时“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外伤羌虏，内困征赋”，[16]实行赋外征调。赋税剥削的加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统治阶级为了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往往也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来保证边防养兵的需求。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队屯田、殖谷于边。为解决边防军粮食供给紧张问题，汉代开创了军队屯田。《史记·匈奴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自此以后，边防军屯正式成为一项制度，边郡设农都尉管理屯田，已如前所述。而且在特殊时期，亦多置屯田。如赵充国率部戍守金城，向宣帝建议：“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部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田事出，赋人二十亩。”[17]王莽时，“乃以(赵)并为宜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18] 屯田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多少解决了部分军粮供给。但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巨额的军粮委输费用。西汉赵充国说：屯田“益积蓄，省大费”；[19]东汉曹凤亦云：“广设屯田……殖谷实边，有省委输之役”；[20]顺帝时由于在北地、上郡等地屯田，因而“省内郡费岁一亿计”。[21]正因为如此，汉代屯田自武帝元狩四年开始后，基本没有停止过，成为汉王朝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二，入粟拜爵，贮备边粮。汉代贮备边粮亦采取了入粟拜爵和入粟射官等形式。如文帝时，“匈奴数侵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当廪者”，乃“令民入粟边，六百石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干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22]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23]武帝时，由于师旅数起，“粮食不足……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24]入粟拜爵，入谷射官，在一定时期，减缓了戍卒粮食供应紧张的难题。 第三，盐铁官营，以税助赋。汉代盐铁官营的直接契机是边防供给不足。《盐铁论·本议》云：“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先帝哀边人之久患……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专卖给汉王朝带来了巨额收入。《史记·平准书》载：“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桑弘羊称此举为“安边足用之本”。[25] 第四，假王侯租，减百官俸。当国家财政紧缺时，为筹措边费，假王侯租赋，减省官俸的情况也为常有。其中尤以东汉时期为最。例如：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贷王侯国租一岁”；[26]桓帝延熹年间，“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或“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27]由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后汉书·冯绲传》说：“币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 不仅如此，有时还向百姓借贷。如顺帝永和六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28]又永初四年，因“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县官不足，辄贷于民”。[29] 总之，汉代边防军的养兵费用主要来源于田租和赋敛的征课。但在供给紧张时，也采取过其他一些措施，以补军资之不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由于疆域广阔，边防战线拉长，边防军也随之增加。在一般情况下，边防军为20万一30万左右。而在秦皇、汉武、王莽时期，由于“外事四夷”，边防兵力极盛，大约保持在50万一80万之间。 边防军增加，其养兵费用也相应增加。由于西、北边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之不便，供养边防军的任务显得极为繁重。在一般情况下，士卒的粮食消耗800万石左右，约占全国田租的14.5%；费用支出近23亿钱，约占全国赋敛收入的34.7%。它构成国家财政的巨大支出。而在边防军事形势紧张时，国家财政往往不胜供给，不得不采取其他补救性措施。秦汉时期，国家财政困难大都是由于边防养兵费用支出超度所引起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秦汉时期之所以宁愿背负这么沉重的包袱，去供养庞大的边防军，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和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1]强大而巩固的边防，是秦汉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2]然而，要保证强大边防武装力量，巨额的养兵开支就必不可少。这就势必造成国家财政的沉重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被统治阶级转移到广大编户身上。恩格斯指出：当“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3]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秦汉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