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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先秦文献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多种版本、多种不同的理解，如同样作为“五经”，孔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五经文本显然与墨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文本有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传播手段的单一，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文字传播都明显地受到地域的限制。六国古文的差异导致了文本在理解上的差异，而不同地域的方言也同样影响到文本在口头传播中的变化。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古文，其动机也就是出于文字上的统一。到汉代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文化统一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主张的统一。原来先秦数百年间后先继起的诸子学说，在汉朝人看来，确实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气象，百家不一，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思想意识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确有必要对这些歧见纷呈的诸子思想主张进行一次大统一。 当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独尊儒术也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有关。年轻气盛的少年皇帝哪里甘心垂拱而治、南面无为啊。此外，罢黜百家还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分不开。当时势力最大的两大集团，一为窦氏（婴），一为田氏（蚡）。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儿，当年为支持皇帝反对自己的姑母，本来喜好侠的栗太子傅窦婴还转而好儒术；但没想到，皇帝大了重用的却是王太后的弟弟田蚡，窦婴受到田蚡的排挤。故朱维铮指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那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 那么，我们再来看汉武帝和田蚡之流到底是怎样好儒尊儒的？罢黜黄老之后，汉武帝延引招纳的固然本应多为儒者。但其实不然。武士出身的丞相卫绾就出面指责：“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元光年间，汲黯也当面批评汉武帝，“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中还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武帝好儒的实情： （公孙）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正如朱维铮指出的：“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间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受到汉武帝敬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及学《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赵人徐乐、齐人庄安，同为典型的杂家，同样上书言事，同时受到汉武帝召见并叹为相见恨晚，而主父偃还赢得同时任何儒者都梦想不及的恩宠，一年内四次升官。还有张汤、赵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以深刻为九卿’，就是说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这些例证都出现于元光元年之后。”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情况。 然而，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两千年来都被这八个字所遮蔽了。至于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更不大引人注意了。 总之，儒术独尊，并非历史的必然。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