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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做皇帝也是自有国家以来历代君主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却说在贵族共治的体制下，君主的行为处处受到贵族的掣肘，于是君主不免时时产生挣脱贵族束缚的欲望。自三代起，就不断出现君主专制的苗头，但在贵族共治的时代，这种举动无异于自杀，夏桀之被放逐原因不甚明朗，但商纣之被逼自焚却是与他任用飞廉、恶来等有才能之人而排斥箕子、微子等宗族势力的影响，试图加强王权，从而招致宗族势力的强力反弹关系甚大；后来的周厉王之遭遇国人暴动而被放逐，也与他将山林川泽的使用权收归王室以加强王室力量有着莫大的关联。 不过虽然三代之王专制的努力迭遭打击，但这种势头随着时代的发展却在春秋时期取代天子而成为政治斗争主角的诸侯和卿大夫间得到了延续。在此期间，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败亡的国君与卿大夫不胜枚举，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各主要国家的一些杰出的国君或卿大夫，通过实行专制统治，逐渐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自血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 发展到战国时期，由卿大夫跃升为诸侯的田齐、韩、赵、魏，及地处周边的楚、秦、燕等诸强的君主，实际上都已具备了对治内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但由于敌国环伺，强者欲并吞，弱者需自保，君主们只得和颜悦色地请求智能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于是出现在历史上的战国列强的君主行事往往都显得相当低调。及至嬴政并吞天下，消灭了最后六位与自己地位相等的诸侯，君主旋即摆脱了束缚其手脚的最后一条锁链。在此情况下，若再想让君主重新回到贵族共治的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以史为鉴，打击贵族并强化自己已取得的地位，方为题中应有之义。惜乎其将君主的权力加强到了极致，此所谓过犹不及，又所谓矫枉过正也。 却说在嬴政那里，所谓的“皇帝”，就是人世圣君与神界天神的结合体，因之可以得到如下推理：其一，皇帝由于是人世最高领袖与神界最高领袖的结合体，因此他可以不受任何外力的制约，既专制人世又称雄神界，是天、地、人三界的总领袖。事实上，始皇所怀有的正是这种心态，这从他惩罚湘君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来。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一行渡江去湘山祠，由于突然遭遇大风，船只渡江异常困难。始皇于是问身边的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湘君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死后葬在了这里。”始皇听了大怒，派3?000刑徒来砍伐湘山上的树木，并将湘山涂成红色。红色在秦代属下贱之色，只有犯人才使用这种颜色，因此始皇赭湘山，显然是在行使天神之职责惩罚湘君。 其二，皇帝既是人世圣人又是神界圣神，因而皇帝自然也就是最完美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圣断”、“圣语”，是最正确的、无可疵议的并需绝对执行的。在现实生活中，秦的统治就按此逻辑运作。始皇白天决断案件，夜间处理文书，昭明法度，制定律令，凡此种种的国家大事都由他来决断，丞相以下诸大臣都到他那里领取自己要做的事，谁若胆敢对此提出不同看法，那就是对皇帝权威的挑战、对皇帝圣性的怀疑，是要受到严惩的。作为一个君主，始皇真可谓日理万机、兢兢业业。假使他真是一个圣人、或者是一个神人，这真是国家之幸、苍生之福。然而据尉缭的观察，嬴政是一个缺少恩德而有虎狼之心的人，侯生、卢生则称其天性刚愎自用、贪于权势，他实际上是一个在性格上有极大缺陷的凡人。这样一个人为胜利冲昏头脑，摒弃集体智慧而奋一人之独智经营海内，其结果如何自是可想而知了。始皇的悲哀在于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让他变得愚蠢。这也是许多成功人士的悲哀。 然而由于“皇帝”的称号可以说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权威的极致，或者也可以说达到了人类想象的极致，因此此称号一出，世间再没有能超越它的名号。此后继起的君主都毫无例外地以“皇帝”自名，再也不去瞎想了。朱熹曾对此评论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见黎靖徳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对于后世的君主而言，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如何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权力，以求名实相符罢了。 当然皇帝制度能在中国存在两千余年，从根本上说靠的并不仅仅是后世君主对这个称号的钟爱，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首先，由于皇帝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可以使整个帝国以一个声音说话，因而可以避免出现政出多门的现象；其次，皇帝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帝国的利益，因而可以超越局部利益的制约，从全局的角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最后，皇帝可以利用专制权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应对紧急事故及修建大型的建筑工程。但说实在的，皇帝制度的问题也确实不少，专制独裁容易使皇帝一人的错误主张演化为一个帝国的浩劫，并且使皇帝视穷奢极欲为理所当然，为追求奢华的生活，不惜动用大批人力物力。 为了将皇帝所具有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同时将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自秦以后，历代思想家相继提出了“以谏制君”、“以天制君”、“以儒制君”、“以史制君”等主张。所谓“以谏制君”，就是设置专职的官员，对皇帝的言行进行监督，一旦发现皇帝的言行有不合理的地方，马上进谏以提醒皇帝改正。所谓“以天制君”，理论依据是由于皇帝是天的儿子，则天就权管教皇帝，事实上，天也时时在关注着皇帝，如果皇帝做得好，他就会降下祥瑞褒扬皇帝，如是皇帝做得不好，他就会降下灾异警示皇帝，如果皇帝见了灾异还不改正自己的行为，上天就会惩罚皇帝，甚至剥夺他的皇位，更甚者覆灭皇帝的皇朝。所谓“以儒制君”，就是通过向皇太子及皇帝讲授儒家经典，使其明白什么是皇帝可以做的，什么是皇帝不可以做的，从而使其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所谓“以史制君”，就是通过史官把皇帝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传之后世，如果皇帝敢干坏事，现世的人们虽拿他没办法，但后世一提起他就会说他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也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像皇帝，就会在后世留下坏名声，甚者遗臭万年。 这些方法确实也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总体看来影响都有限，因为说白了这些玩的都是虚的，不能对皇帝形成实质性的制约，反倒备遭学人诟病。在历史上争议甚大的封建之说，在制约皇权方面看似颇有作为。封建本质上讲就是分封诸侯，它的核心内容是由皇帝主持全局事务，诸侯在皇帝的领导下，帮助皇帝分管地方事务。学者们认为这样便可以解决长期困扰历代皇朝的诸如权臣干政，以及农民起义等诸多危机。因为如果中央出现权臣干政，由于诸侯皆手握重兵，即可发兵以清君侧。如果地方出现暴乱，由于土地为自己所有，为维护既得利益，诸侯王往往会拼命弹压。在本人看来，为人诟病的封建制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诸侯从理论说虽没有对皇帝说三道四的权力，但由于诸侯分管地方事务，握有实权，且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在事实上皇帝却必须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与其进行协商。所以分封制的推行不啻于实行了贵族共和制，势必对皇权形成有效的制约。 不过此论实在是书生之论，因为就皇权而言，它天生具有排他性，不仅不能容许有任何势力对它构成约束，而且也不能容忍有任何势力对它所拥有的权力进行分割；就诸侯而言，分封之初因与皇帝血缘关系较近，故而有利于藩屏王室，但数传之后，就会与皇室间的血缘关系趋于松弛，况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身就容易使地方具有天然的离心倾向，因而诸侯随着时代发展，极易走上与皇权对立的道路，强者不免有问鼎之志，弱者亦欲自立为王。结果分封制往往实行不了几代，就会出事儿，并且非兵戎相见解决不了问题。 总的来说，古人在制约皇对权方面可用的手段实在是有限。结果往往一不小心皇权就如猛虎般冲出了牢笼，耀武扬威起来。每当这时，往往便是社会饱受蹂躏之际！以至于很多人对其恨之入骨，并且有点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意思。如魏晋时期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一文中讲：“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抱朴子？诘鲍篇》称鲍敬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宋元之际的邓牧在《伯牙琴》一书中愤慨地指斥皇帝道：“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耶！”此后到了明清之际又出现了批判君主制的高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在《潜书》中更是破口大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然而恨归恨，谁又能改变这种事实呢？ 虽然这个制度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是，但与已经出现过的各种统治制度相比，应该是最好的。因此人们面对这一制度除了叹息、痛恨之外，实在是别无良方。那么是不是可以从其他民族、其他文明那里借鉴一二？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民族，只要其他文明有优于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虚心学习。然而很遗憾，截止十九世纪，史上与我们接触过的民族的文明程度鲜有超过我们的，数千年来，在统治制度方面我们一直是别的民族，尤其是周边民族学习的榜样。所以虽然这种制度非常招人嫌，却代代沿袭。及至近代，国门洞开，西风东渐，人们终于发觉世间原来有比君主专制更好的制度，于是有着两年余年帝制传统的中华民族马上便弃皇权如弊履。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图谋称帝却招致举国反对，张勋复辟止增笑耳。百姓吃够了皇权的苦，是再也不肯支持它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