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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撤退后，赵国并未如约履行协议，而是利用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现状与齐、韩、魏等国结成联盟，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共同对付伺机东进扩张的秦国。秦国为赵国的背约行为所震怒，于是在公元前260年9月向邯郸进军，但是长平战役后长达九个月的休战间隙为赵国经济恢复、军队补充、外交联络上赢得了时间。赵国统治集团调整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策略。对内，赵国全民戮力同心，发展经济生产，鼓励人口繁殖，加强武装战备。同时，秦军屠杀战俘的行径激起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一心抗秦的民众情绪；对外，赵国使者出使诸国，纵横捭阖，建立了抗秦统一战线。 白起认识到交战国战略势力的细微演化，认为从现在两国乃至两军的实力对比来看，秦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舆论和民众意志上都不具备击败赵国的优势。因此，他反对秦国在这个时候展开对赵国的军事行动。但是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便无法停止，秦赵两国立刻进入交战状态，白起很快也接到了应征令。 很快，秦国的军事行动遭到了赵、韩、魏等国的联合抵制，“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 ”。万分焦急的秦昭王屡次召见白起，希望他接管前线军队的指挥权，但是白起却以健康原因一再拒绝，不久秦军在邯郸战役中失败退却，放弃了河东、太原、上党地区。而白起于前257年遭人参劾，被迫自杀。 对于白起的死因，历史上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白起之死源于他自己所认定的。 因杀降而“获罪于天”，有人认为他死于自己暴虐恣睢的性格，还有人认为是他功勋卓著而遭人嫉恨。在我看来，白起之死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 秦国军功受爵机制对草根阶层的刺激。秦国经过商鞅改革后施行军事人事制度改革，直接以战功大小来决定军官的任命与升迁。白起没有经过系统军事院校的学习，也没有累世公卿的军界背景，他从军队的基层起步，凭借战功逐步升迁，跻身军队高级领率机关。足见秦国军功授爵制对于个人发展的良好激励效果。但白起拒绝参加邯郸战役并非国家授予的军衔与爵位不够荣耀，而是另有其原因。那就是白起的自我实现价值发生了改变。这也就是引发日后与君王权相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全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将官，升迁与爵位已不再是白起军队服役的目标。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言，白起追求的是自我实现，他在长平战役末期已经着手制定灭亡赵国的作战计划，并部分付诸实施，希望借此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现代管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组织里面，对高层人才的激励，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让他完成可以使他潜能得到最大发挥的工作，了解他的理想抱负，只有这样才能使高层人才的执行力得到充分发展。 ”但是组织领导者秦昭王并未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改变，在未同前线将领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发布撤军令，强行中止了白起的作战部署，这种管理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当组织领导者与高层人才发生冲突时，当整体战略与个人抱负相抵触时，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快捷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让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交换看法，达成一致。假使秦昭王与白起能够在长平战役后就是否立即发动对邯郸的军事行动进行协商，形成一致的意见，那么这种矛盾也会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成就动机和归属需求的双重驱动作用。一方面，阿特金森——麦克兰德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个体的成就动机中存在一类避免失败的动机，“这类个体往往会选择容易的任务确保成功避免失败，而较少选择完成难度较大的任务 ”。白起作为一名成功的职业军人，一生不败的战绩为他博取了崇高的声明与威望，他不希望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在邯郸战役中留下不光彩。另一方面，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出人有归属与爱的需求，“个体都会有使自己从属于某个群体或组织的愿望 ”。在组织中，个体的利益会得到保障，个人的价值会予以实现。进而个体会将个人命运与组织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归属感中产生了对组织的责任感，一旦组织取得成绩有所发展，个体会对组织产生自豪的感觉。军队是白起发迹的起点也是他走向巅峰的舞台，军队也因他而赢得了荣耀与辉煌，他为这支成就自己的军队而骄傲与自豪，因此，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白起慷慨陈词“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 ”，拒绝了秦昭王。 第三，个人理想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冲突。范睢入秦之后, 向秦昭王提出了向东扩张的“远交近攻”战略, 实现“得寸则王之寸, 得尺则王之尺 ”的国家利益。很快，秦国在 “主攻三晋”方略指导下于公元前259年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而长平战役结束后秦昭王停止军事行动是考虑到战争对于国家经济、政治生活造成的严重干预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行调整恢复，而并不是放弃首攻三晋的既定方针。但白起作为军队高级将领无视战略域中军事以外的因素，没有认识到“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的发动与中止取决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种要素作用的结果，这种战略视野的长短导致了白起对于邯郸战役的主张与“远交近攻”的国家战略相抵触，这种冲突伴随着秦国东扩战争的实施最终将白起抛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