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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打破启蒙的悖论。 在西方，至少发生过3次大的启蒙，第一次启蒙是在古希腊，表现为哲学以理性取代神话这种迷信；第二次启蒙就是人们熟悉的西方现代的启蒙，表现为以“不需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来取代启示宗教的权威；第三次启蒙，则是在20世纪发生的，表现形式或许可以称为“反启蒙”，因为要破除的最大迷信可以说正是“启蒙本身的迷信”。 可以说，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就在于，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所以，“反启蒙”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反启蒙”，启蒙就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 中国的第一次大启蒙是由孔子和儒家奠定的，孔子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取代对武力和霸权的迷信，奠定了中国的启蒙传统。而中国现代的启蒙是外来的，这一过程充满了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亦即它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迷信。即对西方的过分崇拜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基本上缺乏“反启蒙”来平衡。更有意思的是，几乎从没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错误与接受西方第二次启蒙有关，而总是认为是启蒙不够彻底所导致。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就是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正是这种迷信，实际使得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认为中国人需要“西方人的指引”。这，大概就是中国现代启蒙的最大悖论。 所以，现代中国人如果要“用自己的理智”而“不需要别人的指引”，就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迷信解放的过程中，中国自身的启蒙传统以及西方第一次启蒙和第三次启蒙都可能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甘阳（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别水/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