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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民俗内涵，发掘民俗的文化价值 主持人：近些年来，很多地方都打民俗牌，开发文化和旅游资源，如开办民俗村，举办民俗旅游节等，那么，在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刘志琴：发掘民俗文化资源的能动性，表现在怎样捕捉商机和有效运作。现代流行的装饰品“中国结”，一个在小农社会并不起眼的民间编结，何以能在现代风行天下?它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商家瞄准商机而开发的，台湾在1971年创办了《汉声》杂志，为了对付崇洋的风尚，宣传国粹，从故宫珍藏的玉如意一个小小挂件中，受到启发，进行精工细作，定名为中国结，后来流行到大陆和世界，这家杂志也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经验。 叶春生：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必须摆正开发利用与抢救保护的关系。民俗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即使用现代技术令其“修旧如旧”，其历史文化价值也不如原来，因此必须把抢救保护放在首位，开发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特别是对一些非物质遗产，要把它“活化”，使之扎根在群众中，培养传人，代代相传，这才是最好的保护。现在有些单位打着抢救的旗号，进行掠夺性的开发，把着眼点放在“钱”上，这是值得警惕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个口号也值得商榷。我想，最终还是要唱文化戏，这才能唱得久远，唱出文化与经济的双赢。过去我们只注意文本和一些特异的民俗事象，忽略了人民生活常态的东西。 其次，必须打造精品。这里我想起大家常说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有些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越“土”的东西越好，那是错误的。民族的东西如果不为世人所接受，它永远走不出世界。民俗文化有精品，也有伪劣产品，本身也要不断优化，与时俱进。目前许多旅游产品工艺粗糙、品位低劣，必须认真打造。但打造不是无中生有，先进文化蕴涵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精神的回声，是历史成长起来的一个文化肌体。 再次，弘扬民族文化，可以“借壳上市”，但要有民俗底蕴。近些年，不少地方利用传统节日的品牌，举办了各种文化节，有的比较成功，也有不少失败的。拿广东来说，不少地方办了荔枝节，增城的挂绿荔枝与何仙姑的传说有关，高州的荔枝和高力士给杨贵妃进贡的典故有关，有其文化渊源。广东还有不少地方举办过龙舟节，广州、番禺、东莞都有，民间本来就有此传统，政府办与不办，老百姓都要办，东莞从五月初一到二十，天天有龙船趁景，还有南海大沥正月十四的狮子会，官窑的生菜会，广州的白云诞等，都很成功，但不少仪式空间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换。生菜会期由正月二十六的观音开库改为正月十五，内容也由向观音借钱变为招商引资;白云诞由七月二十四的郑仙诞改为九月九的重阳登高，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参与，这就是民俗的魅力。掌握这些规律，我们的开发利用就容易成功。 仲富兰：知易行难。无论是保护、传承，还是开发、利用，都需要政府、市民、商家、媒体、学者和研究机构等主体单位多方协同努力，需要在取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明确各方的权责，以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目标，力争实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共赢、经济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共赢，使传统节日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力支点。 阅读延伸 民俗变迁的三个特征 一是“移植性”。移植性主要体现为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在世界各民族交往中被共同认可的那些习俗，通过理解和接受，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有三个特点，其一完全是外来的，并且主要是西俗，为中国传统民俗中所无。例如西装、情人节、圣诞节、西餐、交际舞等相关习俗。其二是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一些城市新习俗。例如，乘汽车旅游、电影节、国际博览会等。其三是代表着人类共性的符合人性趋利避害、避苦就乐的一些习俗，如世界各地的餐饮风味以及娱乐活动等等。 二是“变异性”。主要体现中国传统民俗式样在变迁改造中逐渐适应近代社会的那部分民俗，属于在传统民俗中契入国外风俗式样的那部分内容。变异性在近代民俗的构成中是主要的、大量的。可以说存在于各类民俗之中。例如在交际习俗中，虽然中国传统民俗中看重的辈分关系、尊长关系在体式语言中被微妙地保留下来，但也采用了握手、鞠躬的平等方式。 三是“传承性”。指在近代社会巨变中得以原封不动保存、延续、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民俗。这部分仍是近代民俗的核心和主干。民俗具有相对恒定性，这与特定民族长期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更与民俗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共同认同的符号象征体系有关。如红双喜、红对联、大红轿、红盖头、大红花、大红灯笼、大红请帖等等传统婚俗中象征着喜庆信息的民俗符号仍然被完整地保存在近代婚俗中；白孝衫、小白花、白挽联等传统丧俗中传达悲伤、哀悼信息的象征符号也延续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