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转型和社会思潮中考察民俗的流变 主持人:当前出现传统节日等民俗的复归,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背景? 叶春生:民俗复归的这种势头反映了国人对民俗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传统文化的缅怀饱含着民族凝聚的情感,企盼传统的复归,实际上是对传统异化的一种抗争。这是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所带来的文化整合现象的一支插曲。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为民族文化设置壁垒,主张各民族在平等发展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文化的交融是历史的必然。但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闪光点,占据领先位置,就必须优化自己的传统,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充实提高自己的民俗文化,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民俗研究工作者的一个新课题。 刘志琴:民俗事物的红火,证明了一个预测。早在上个世纪末,未来学家就断言,21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的主题,一切与人类生命、生活、发展、休闲、娱乐的商品和文化产业,都将在新世纪获得高度的重视和长足地发展,民俗风物的兴起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这种过往而复归的社会现象,说明民俗性的风物比某些物质产品具有更为坚韧的传承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旧民俗的重新活跃,受之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这是无形的手。问题是,为什么这只手在新时期又托起旧民俗?而且乐此不疲,愈来愈加热衷。风俗本是生活行程的历史积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新陈代谢。消逝的风俗民情对今人犹如童年的梦,遥远而不再现的种种事象,在想望中分外亲切,民俗就能唤起这份珍贵的回忆。正如人类天生有追根溯源的特性一样,对民俗也有自发的怀旧情结,尤其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当人们为转瞬即逝的现象而眼花缭乱的时候,更期待从旧日风情中获得心理的慰藉。这一景象不仅使民俗成为新世纪文化的重要资源,也给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挑战。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中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风俗时尚为研究对象,力图从社会思潮中考察风俗的流变,这就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作出新的探索。 萧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待民族传统的激进政策,重新评估民族传统的内涵价值。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的中国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中国民族主体文化价值也日益显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21世纪初出现的“国学热”等,人们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当然,我们还要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计划与保护行动,对推动中国传统复兴运动有着重要的启示与促进作用。在国内外的合力之下,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传统文化的历史任务。2003年中国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前一直处于民间呼吁状态的传统文化复兴活动,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成为国家民族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节日等民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得到重振或复兴。 民俗是极丰富、极复杂的文化形态,有着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 主持人: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具有什么特点? 刘志琴:民俗又称风俗,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所谓“人居其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的刘昼在《新论·风俗》中这一句论断,恰如其分地阐明了风俗的成因。俗话说“习以成性”,“习惯成自然”等等,莫不是表述了风俗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生活而能成为习惯性的行为,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仿效,日积月累,因袭相承的结果,所以风俗具有自然生成的特性。凡是衣食住行、休闲玩乐、人际交往、宗教礼仪、节庆假日、文化心理,乃至生产样式等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行为举止和思想习惯,都可称之为风俗。 风俗随着生活而存在,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风俗习惯的传统,人类文化有多久,风俗就有多久。凡有人类活动的,就有形形色色的风俗表现。不论在哪个地区,不论哪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哪个时期,也不论风俗的表现千差万别,只要有生活就有自己的风俗传统,无一例外在四个方面表现出共有性的特征: 1、口耳相传的,如神话传说、民间歌谣、俗话、谜语、方言、音乐、诗歌等等;2、物质使用的,包括服装、饮食、房屋、工艺、日用器物、劳动工具,一切可使用的物品;3、习惯相沿的,如礼仪、节庆、信仰、舞蹈、娱乐、祭祀、迷信、禁忌等;4、文本书写的,包括文字、史书、文学、绘画、雕刻等风尚。这些都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很容易为民众识别、操作、演习,也便于民众共享和传播。就其内容来说几乎无所不包,渗入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又约定俗成地被本族群所认同,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分,因此,风俗习惯是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 风俗起源于生活,那就不可避免地随着生产发展水平和生活境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王朝兴替、观念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都对风俗的变化发生重要影响,而习俗的运行主要是靠行为和口头传递,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具体生动,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具有最大限度满足民众情感心理需要的能量。所以风俗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像这样汇集稳定与变异,守成与更新,自发与调节,个人与群体等相互矛盾于一体而又能自行运转的风俗习惯,是人类极丰富、极复杂的一种文化形态。 “洋民俗”、“新民俗”与传统民俗的共存,构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生活 主持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像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日”、“洋民俗”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萧放:我们的生活中添加了不少新节日,节日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现代生活的必然结果。从纵向的时间流变看,古代节日体系所依托的社会生活背景与现代所依托的社会生活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传统节日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的生活要求,这是事实。从横向看,现代生活的个性化与多元化,也需要多样化的节日。不同层位的人们大可从这些节日中获得情趣。这些新节日与传统节日没有根本的矛盾,不是“动如参与商”的关系,可以互补。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节日,他们的主旨都是要服务于社会生活。圣诞节、情人节是我们的新节日,但在西方是传统的节日,它们都有着传统的特性。我们可以享受新节日与西方节日,但这些节日不大可能替代我们的传统节日,虽然有一部分人热衷于过洋节,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但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小。传统节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就连元旦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在中国民众生活中地位极为普通。只要我们的政府不持续强制推行元旦节日,春节的地位它是撼不动的。 仲富兰:最近我参与了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及其他上海市高校的专家组成课题组,展开了传统节日资源开发与操作的专题研究。从这一项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洋民俗”与中国传统民俗存在的态势。尽管传统节日的主体地位尚未受到威胁,但是仍然有几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 首先是中国传统节日本身的文化内涵正在逐渐被淡忘或漠视,许多传统节日都有变成“吃”节的趋势。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节的各种习俗活动中,市民选择比例最高的都是“吃”,吃年夜饭、吃元宵、吃粽子、吃月饼,并且其比例远远高于其它选项。另一项数据也显示上海市民每年在过传统节日时的花费主要就在“购买节日食品”和“聚餐”上,反映出当代上海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极其表面的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