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剧照  韩起祥在延安宝塔山下为群众表演陕北说书 作为陕西省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陕北说书，曾一度被人们淡忘。随着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的正式启动，这一民间艺术再次受到人们关注。为了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陕北说书这种传统的民间曲艺瑰宝，领略这一独特文化的魅力。记者日前走访了几位陕北说书艺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陕北说书及艺人的前世今生。 说书艺人大多来自横山 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陕北说书与周代的“瞽官”有关，那个时候执政者为了考察民情，派一些老人深入农村采集民歌，同时说点故事维持生计。这些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就与陕北说书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唐代的“变文”，也就是寺院和尚向普通老百姓做宣传的变体文字，形式与陕北说书很相似，开头还有“押座文”，与陕北说书的“书帽”的作用一样，都是用来让听众们安静下来。还有学者表示，宋元时的“话本”，即现代小说的原型，与陕北说书的词很像，特别是陕北说书中的古书。清代的《榆林府志・艺文志》里记载说“康熙九年，刘帝说传奇，颇靡靡可听……赛过江南柳敬亭。”说明说书这种形式在康熙年间盛行过，但不能表明陕北说书就是起源于康熙年间。 陕北说书的历史目前并没有定论。通过探访，记者了解到近代陕北说书的一些点滴。横山县文化广电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孟涛介绍说，现在流传的陕北说书是在韩起祥手上形成的，可以说韩起祥就是现代陕北说书的开山祖师。他从13岁开始学习说书，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改进，创造出了陕北说书。回到横山办学习班，把本事传给当地的村民。后来因为逃荒，很多当地人到了宁夏、内蒙、甘肃、延安等地。尤其是延安革命时期，横山人逃荒到延安的人最多，并把陕北说书也带了过去，虽然在说唱形式上各个地方又有一些改革和创新，但基本还是以“横山老调”为基础的。孟涛说：“可以说目前的陕北说书艺人80%是横山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横山人张俊功随父逃荒到延安，在延安进行陕北说书的创新，把由一人表演的陕北说书改为由多人表演，增加了陕北说书的趣味性与表现力。据此，孟涛认为现代的陕北说书发源于横山县。 成为延安新文艺不可或缺力量 陕北说书之所以出名，得益于大师韩起祥与张俊功。7月8日，记者辗转神木县大柳塔镇，找到了韩起祥的大弟子孙旺生及其弟子孙锦福。 在与孙旺生师徒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韩起祥出生于1914年的横山县韩家园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子女众多，13岁时韩起祥被母亲送去学习陕北说书，师从米脂县杜家畔村盲艺人杜维新。由于其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学艺三个月后便正式出师，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由于当时的陕北连年灾荒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导致他只能流浪街头，卖艺为生。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高奋琪、杜刚等革命党人，使他明白了穷人受苦受难的原因和争取解放的道理。于是他同义兄苏相成、恩师常树仁等革命同志一同去县城闹官请愿，智斗恶霸地主，遭到镇压，后来遇到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刘志丹和苏相成指引韩起祥以说书卖艺为名，暗地里宣传红军。在蟠龙战役和宜川瓦子街战役中，韩起祥担当起情报员，把情报装入随身携带的三弦壳里，遇到敌人后，受到怀疑和搜查，眼看要暴露时，韩起祥抱着三弦滚下山崖，带伤坚持着把情报送了出去，从而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26岁的他突破国民党的层层防线，由国统区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深受感触，在边区带领同行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改造旧艺人和说新书活动，陕北说书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新文艺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创作一些新书，有《大翻身记》、《红鞋女妖精》、《中国红》、《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团圆》、《王丕勤走南路》、《时事传》等作品。 毛主席亲自给老艺人送三弦 韩起祥编唱新书的消息不但在边区各地广为流传，而且很快传到中央领导的耳边。1945年到1946年前后，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专门请韩起祥去说书。周总理听完后，很有感触地对周围的同志说：“一个人，一把三弦，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炕头上，这是一种多好的文娱宣传形式啊！”毛主席发现他说书的三弦破旧不堪，承诺等到全国解放后送他一把新三弦，让他继续为文艺事业做贡献。 1950年，韩起祥出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1953年，他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十分荣幸地得到了毛主席赠送他的“牡丹牌”新三弦。会后不久，周总理亲自安排韩起祥学会了盲文，对他后来的创作、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56年，韩起祥出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后来又出任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韩起祥被当成“文艺黑线人物”多次遭受游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曲协得以恢复，他继续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这时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将自己的工作关系由北京转回到了延安，并在新成立的延安地区曲艺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馆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陕西省文联顾问、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他不顾年迈体弱，常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勉，继续编创新书，抢救民间曲艺遗产，培养说书新人。又创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给毛主席去说书》、《喜相逢》等新书。 1989年8月6日，这位“铁鞋踏遍黄土地，金嗓唱彻碧云天”的人民曲艺家恋恋不舍地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他通过实践总结出的一整套“喜怒哀乐、慢平紧快，男女老少”的陕北说书技巧理论，成为陕北说书最可宝贵的财富。孙锦福告诉我们，韩起祥引领了陕北说书的黄金时期，创作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广为人们所喜爱。（西安日报 记者 杨永存 实习生 刘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