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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大年的认知是空前的深刻，对大年的重视也是极其的热烈。尽管总有众多人士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年的乏味情绪，却丝毫动摇不了人们过年的决心，即使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人们仍然悄悄地以独特的方式欢度春节。“大年年年过，万户户户新。”甭管怎么个过法，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人们企盼一年之中的团圆，企盼这个“"情”字能够在新春佳节得到彻底的释放。于是，无论相隔千山万水，也无论回家的路途多么艰难，离乡的游子是一定要在大年三十前赶回家乡与亲人团聚。 “文革”时期，曾经把春节这个重要的节气当做“四旧”给破了。革命的人们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与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兵们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1969年1月，刚刚过了新年元旦，我们这些中学生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热血沸腾地表示春节不回家，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春节即将临近。虽然贫下中农也积极响应过革命化的春节，贴春联，行团拜，不放炮，不敬神，但是杀鸡宰羊、准备团圆饭还是必不可少的。生产队每天除了安排正常的生产外，还专门安排人杀猪，给社员们分猪肉、分蔬菜、分粮分红。我们这些“新农民”刚刚来到队里不到一个月，每人竟然也分到了五斤猪肉、十斤江米。这些在城里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珍贵物资极大地动摇了我们的决心，回家过年的愿望开始在我们心里蠢蠢欲动，意志不坚定的知青们纷纷开始悄悄地置办回家的年货，悄悄地串联回城的时间。队长不知听谁说我们要回城过年，为了落实上面的政策，便委派妇女队长来说服我们留在队里过年。其实，社员们并不喜欢我们留下来，因为我们总是夜里到他们的菜地里薅菜吃。然而“家”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割舍不下那份亲情。我记得那是腊月二十八的夜晚十点钟，我们十多个知青背着精心为父母准备的年货悄悄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那天晚上，寒风瑟瑟，没有月光。我们每个人负重三、四十斤，摸黑步行三十多里地的山路到县城赶火车。那一夜，直走的我们汗流浃背、脚底起泡、浑身乏力，腿肚子打颤。到了火车站，天已大亮，极度困乏的我们倒地便睡，火车都进站了，我们还在酣睡，若不是检票员连喊带拍地把我们唤醒，还真的要误车了。回到家里，母亲看着我背回来的年货直掉眼泪。多少年过去了，提起那年过年的事母亲仍然感到万分辛酸。 从小到老，过了几十个年，每个年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如果一一仔细回想，真有那么几个年过得让你一生都忘不了。 1976年春节前夕，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父亲提出要携全家回河北老家过年，这个想法立刻得到我们姐妹几个的赞同。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拦路抢劫的事时有发生。为防万一，父亲单位的保卫科科长将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借给了父亲。当我们踏上冀中平原那广袤的土地，坐着三叔的胶轮大马车，奔跑在滹沱河的大堤上时，尘土飞扬，人嘶马叫，惹得过往行人驻足观望，那一幕简直就像《红旗谱》上的朱老钟一家再现。拉套的马长得膘肥体壮，跑得飞快。我们坐在车上盖着大被子，哈着凉气，搓着双手，饶有兴趣地听着父亲和三叔谈论家乡的变化，全然忘记了一路的寒冷和疲乏。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经在故乡的土地上打日本、钻地道、躲青纱帐，提起往事父亲有着说不完的话。寒冬的北方大地，一片荒芜、空旷。忽然，父亲指着远处蜗居在土坷垃荒草之中的一个灰泥地堡让我们看，那是当年日本鬼子侵华时留下的罪证。三叔说，像这样的地堡和炮楼子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大多炮楼子被老百姓拆了，平地种了庄稼，只留下了少数几个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后人。 听说我们回来了，多年不见的奶奶欢喜的什么似的，把她亲手做的豆豉、虎皮冻、五香花生都拿出来让我们吃个够；当家子的大爷大叔、婶子大娘川流不息地跑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来花生、大枣、粘窝窝。夜里，我们姐妹挤在奶奶的热炕头上，一睡到天亮。殊不知头天晚上父亲还真的使了一回枪。父亲和母亲睡在西屋，半夜忽听得窗外有唰唰的响声，象是有人在走动。打了八年日本鬼子的父亲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迅速从枕头底下抽出手枪，翻身下炕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听着门外的动静，只听得“嗷”的一声猫叫，唰唰的声音没有了，原来是只野猫，父亲紧绷着的弦一下松弛了，却给我们家留下了一生的笑柄。不过，出于安全考虑，父亲把枪贴身藏匿再也没有用过，直到过完年回到厂里，枪械归库。 1983年春节，我第一次带着3岁的女儿回河南叶县三线厂工作的父母家过年。那天天上飘着雪花，我带着一个孩子，拎着两个手提包。火车来了，乌压压的人挤得根本上不去车，还是车站的一个好心接车员敲开一扇窗户，把我们娘俩塞进了火车。车上人多的连个插脚的地方都难找，我只好让女儿坐在小桌子上，把两个提包硬塞在了脚下，而我的两只脚只能轮换着着地。在许昌下火车时，仍然是下不去车，我急得满头大汗，旁边的旅客说，既然你是从窗户上来的，那还是从窗户下车吧！他们帮我打开了窗户，我先从窗户爬出去，女儿一看我下了车哭着喊着要“妈妈”，我接过孩子，火车启动了，可提包还在车上，多亏站台的工作人员帮我把提包接了下来。后来，多少年一提起回家过年我心里就打颤。 那年过年，我家还出了个小插曲。听说我要带女儿回家过年，母亲高兴的不行，骑车去县城置办年货。路上碰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手里挑着两个红灯笼，那灯笼样式别致，十分喜庆。母亲便上前询问灯笼卖不卖，小伙子操着夹生的普通话很艮地说：“俺这是从几百里地的石家庄买来送人的，多少钱也不卖！”“不卖算啦！”母亲扭头走了。等母亲到县城年货市场一看，各式各样的灯笼多了去了。回到家，母亲远远看见家门口戳着一对红灯笼，旁边蹲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路上碰上的那个小伙子。一问才知原来是母亲舅舅家未谋过面的孙子找上门来了。母亲嗔怪他不该说瞎话，说那灯笼是从远道石家庄带来的。他满口饶阳话地说：“俺不知道你是俺表姑哇！俺要是知道就不哈么个说了，哈个随话搭拉话，怎么也值不当地生气，吔？”哈！真是个“傻小子”。这段小插曲成了我们家的春节佳话，每每想起来总让人忍俊不禁。 回忆往事，有伤心也有快乐。年还是年年过，而且奔着父母过大年仍然是主流。 我的大姐是一名出色的歌唱演员，却在2000年她58岁时病逝。我时常思念她，思念姐妹难得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尤其是1985年的春节，那是我们家唯一一次人数最全乎、最热闹的大聚会。我们在外地的姐妹四个全部携家带口聚到了父母身边，加上调到父母身边工作的小妹妹，老老少少共计17口人，团圆在一起，谈国事、诉亲情，好不热闹。最快乐的当属孩子们。过去过年，孩子们的压岁钱都是以十元、二十元计，那年的压岁钱也随着我们收入的增加而改为百元单位。记得那年春节晚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有这么一句台词：“改革开放，日子好过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初一晚上，在家庭联欢会上，大姐的儿子拿着一沓子压岁钱模仿陈佩斯说：“改革了，日子好过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逗得全家一片笑声。 那次团聚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就是一张全家福照片，每当看到我们姐妹几家人个个脸上挂着微笑拥围在父母身边，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它留存了永恒的幸福，也留存了无限的思念。 有人问：“年年过年，年年折腾，有啥意思？” 以慷慨的奉献表达对亲人的情感，以极度的欢乐庆祝家人的团圆；一件礼物会让白发老父感动的老泪纵横，一份母爱则让回家的游子终生难忘。这就是过年，这就是年的情，是亲情、友情、爱情的大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表现，千年不变，源远流长！（蔚萍 专家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