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古人没有钟表，计时是用日晷，根据表木投影的变化确定时辰。 近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河南洛阳出土的秦汉日晷，就是此种十时记时制度的有力物证。这两件日晷遗物只余表盘，表盘的正中圆孔显然是植表针的。围绕圆孔的圆周上，镌有刻度，相临刻度的间隔为圆周的1/100（3.6度），表明这两件秦汉日晷使用的都是百刻记时制，而百刻记时制显然是十刻记时制细分的结果。阎林山和金和钧两位学者在《论我国的百刻记时制》（注：载《科技史文集(6)》，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一文中指出，十刻记时制最迟在商代中后期已见甲骨文记载了。 3.十日并出神话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东方扶桑树上有十日，《海外西经》云西方登葆山上有十日，《大荒东经》云羲和生十日。《海外经》是述图之文，上述记载表明其所据古图中描绘了十个日轮环绕一树木的图像，这正是日晷计时的图示，扶桑以及登葆山上的羽葆就是测影表木，而扶桑和登葆山上的十日则示意根据太阳运行划分一天为十时的记时制度。《大荒东经》所谓羲和生十日不过是说上古历官羲和通过立表测日建立了十时记时制。 《山海经》的作者亦即古图的叙述者却不了解画面的原义，误认图中的测日之表木为东海边的神树，误以图中象征十时的十个日轮是十日并出，于是就有了这“十日浴于扶桑”的奇谈怪论。 4.通过观测太阳周日视运动以建立十时记时制的天文观测活动只能在春、秋分这两个“日夜分”的特殊日子进行，这表明《海外东经》和《海外西经》记述的“十日”场景只能是春、秋分之日岁时观象活动的写照。 《海外经》中的“十日并出”神话源于对古历法图画的误解，清代学者颇能体会这一点。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于《海外东经》“扶桑－十日”下注云：“盖当时图像如此。”陈逢衡《山海经汇说》释《海外东经》“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亦云：“夫所谓九日一日者，乃仪器之象，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如当甲日则甲日居上，余九日居下，乙日则乙日居上，余九日居下，推之十日皆然，周而复始，所以记日也。”（注：陈逢衡：《山海经汇说》，卷二，道光25年刻本。）陈氏虽然也将“十日”误解为十干纪旬制，却颇能体会《山海经》缘图以为文的意趣。 《淮南子·地形训》叙述地图多因袭《海外经》，其中关于若木的记载尤能体现其与测影之表的渊源关系。《地形训》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大地。”高诱注：“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华犹光也，光照其下也。”逵吉按：“莲华，《太平御览》作‘连珠’。”若木亦即扶桑。不管是“莲华”还是“连珠”，都足以表明，十日是环绕扶桑树的末端对称排列一圈的，且十日光芒四射，测日之表的形象一目了然。 在一些古代美术遗迹中，扶桑树与测日之表的渊源联系亦依稀可辨。如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画中，四株扶桑树分居四方，每株树都有九或十支树枝对称分布在树的两侧，每支树枝的末梢都结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树的顶端则栖息一只鸟或怪兽。这一画面不正是对《海外东经》“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扶桑和《淮南子》“末有十日，其华照大地”的若木的生动再现吗？ 正因为扶桑的原型是测日授时之表木，它是古人藉以领会太阳方位和运行的依据，人们通过东方的表木（扶桑）观测初升的太阳，太阳确实是从扶桑上升起的，所以，在古代文献中，扶桑才与太阳难分难解。除《海外经》的记载外，又如：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亦即扶桑），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亦即汤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东经》） 日出于晹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淮南子·天文训》） 羲和为黄帝日官，赐土扶桑。扶桑后君生十子，皆以日名，号十日。（吴任臣《山海经·海外西经广注》引《冠编》） 与扶桑同类的神木如建木、若木、扶木之类，自然也是由测日之表这一原型蜕变而来。 二、三足乌 “三足乌”是屡见经籍的神鸟，《论衡·说日篇》云：“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免、蟾蜍。”《春秋元命苞》云：“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0页。）《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郭璞注谓：“中有三足乌。”《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鸟。”高诱注：“谓三足乌。”汉代画像石中也常见“日中有三足乌”的画面。 鸟天生只有二足，乌之三足，从何谈起？关于三足乌的神话，传统的解释是认为其原型是太阳黑子。张衡《灵宪经》云：“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注：《续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所谓“积而成乌象”，即谓太阳中的阴影，亦即黑子。清人王筠在《文字蒙求》中说：“日，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也。”则谓“日”字中的一横（在甲骨文中或作黑点），是象征日中黑子，并认为三足乌就是指黑子。此说亦为当代神话学者所继承（注：萧兵先生认为：“三足乌或玄鸟是初民用生动的神话形象反映太阳黑子活动。”（《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并得到天文学家的支持（注：徐振韬、张培瑜、卢央：《中国日神崇拜和太阳活动现象的发现》，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4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 此说似是而非。且不说诸如太阳黑子这样只有专业天文学家才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是否能够成为神话这种民族共同体神圣叙事的话题，也且不说既然古人对黑子已有了长期而实证的观察，何以又会故弄玄虚地把它说成是鸟，就是“三足乌”神话本身的诸环节，此说也无法解释。以太阳黑子为三足乌原型，或许能够说明其“黑”，但是，三足乌之关键特征，不在其黑，而在其“三足”，“黑子说”显然无法说明“三足”的来历，它甚至无法说明，原本无定型的太阳阴影何以会被说成是乌或鸟而非别的动物。 我们既然在上文已经揭示了十日神话的原型是测日之表，“日中乌”或“乌三足”之说既然与十日神话息息相关，则乌之“三足”的秘密也必能依据同样的文化原型得以解释。 日中有乌的神话，亦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郭璞注：中有三足乌。） 《大荒东经》的扶木生长于汤谷之上，显然就是《海外东经》汤谷上的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之日显然就是《海外东经》中浴于扶桑之十日，《大荒东经》中乌与扶桑有关，显示了三足乌与测日之表的关系。 测日之表，在古代文献中又称为“中”。《论语·尧曰》记尧、舜禅让之言云：“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用的正是“中”字的本义。帝王权力的交接主要是通神或通天权力的交接，因为帝王的世俗权力是由天意授予和证明的，后世儒者易代封禅之说的用意正是为了使权力的交接得到天的认可，所谓“奉天承运”是也。在古人的心目中，天却并非抽象的或绝对的神圣实体，天意就具体地体现于“天之历数”，亦即历法。《吕氏春秋·当赏》云：“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此之谓也。《荀子·天论篇》云：“列星随转，日月递昭，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天之神性就体现为日月星辰的运行和季节周而复始的循环。因此，政权、通天权、或曰神权的授受，无非就是天文仪器的授受，天文仪器是与天沟通从而领会天道神意的工具，“允执其中”，表明尧授予舜的无非就是“中”，而中作为“天之历数”的载体，只能是测天之器。 《左传·昭公五年》云：“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以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拙文《〈山海经·海外经〉与上与历法制度》中已经指出；这里说的是依据太阳周日视运动的方位记时的制度，“日上其中”、“食日”、“旦日”言其首三时也。杜预注“日上其中”曰：“日中盛明，故以当王。”以“日上其中”为正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驳云：“据《史记·天官书》‘旦至食’，则旦而后食。而据杜注，日中为王，食日为公，旦日为卿，岂不先后倒次？盖日上其中者，日由地中上，鸡初鸣也；食日者，昧爽也；旦日者，日初出也。如此始得其序。”杨氏驳杜注以“日上其中”为日中乃颠倒顺序，固是，然其解“日上其中”为“日由地中出”却也是想当然之辞，若果为“日由地中出”，应曰“日出其中”，而不应曰“日上其中”。盖所谓“中”，正用其本义，即测影之表，“中”用以测影，自然就成了测量太阳高度、判断时间的参照物。《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晹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拂于扶桑”，谓日出之前晨晖映照扶桑（表木）之时，为白昼之始，“登于扶桑”，则是太阳已经升起到表木的高度了。《左传》既以“日上其中”为一日十时之首，其义应同于“拂于扶桑”，谓晨晖初露映照“中”（表木、扶桑）之时。温少峰、袁庭栋先生指出，“早”字的初文就象征旭日初上登于表木之形，此字从日在甲上之形，而“甲”字甲骨文作＋，即象征测影的表木之形，（注：温少峰、袁庭栋：《殷虚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0页。）可见殷人有用太阳相对于表木的高度计时辰的习俗。综合上述，可知《左传》所谓“日上其中”表明测影之表又可称为“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