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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团第一天上班，一位领导就向三立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不许和演员们交谈，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条件够苛刻的了，对劫后归来的三立不啻当头烧下一盆冷水。他却都冷静地接受并默认了自己的新处境。他和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包括领导干部、平民百姓和老右）一样，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右派摘掉帽子不过变成了“摘帽儿右派”，大前提并没有消失，因为按那时约定俗成的政治逻辑，凡是“阶级敌人”都是不会被彻底改造好的，总是“心不死”，于是对他们提高警惕就是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合乎情理无可非议了。 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总得想一点办法。三立的对策很简单：一问三不知。每天干完活就在传达室旁边待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如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凡事都只用两句话回答，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时间一长机械重复也容易出差错，如有人向他借钢笔他信口回答“不知道”，惹得对方瞠目结舌以为自己耳朵或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他这才发觉把两句话用颠倒了，连忙补充一句“没有”，事后连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 约束三立这样的人，在台下很容易，一上台情况就复杂起来，因为其中出现了观众这一层因素。他们买票进了剧场总要按个人好恶体现自己的意志，顶腻味而且毫不含糊地反对任何违背他们意愿的支配行动。如“不许三立逗哏”，他和赵佩茹上场，一站在捧哏的位置上，内行的老观众便认为对两个演员都是用其所短阴阳颠倒纯粹胡来一点儿没有道理，所以高喊：“掉过来！”即使按现有布局说完一段，他们仍然不饶非用没完没了的掌声和喊叫把演员召唤回来掉换位置重说一段才肯罢休。还有“不许压场”，三立的节目排在前边座无虚席，等他下台观众也撤了大半，有一次整个剧场还剩下十几个人。领导这才发觉观众可不象三立那么听话。他们爱听就听不爱听就抬脚走人一点面子也不给！至于名字不许上海报，领导们内部先自起了纷争，登上“马三立”三个字，可以扩大号召力卖满座，票价能从四毛提到六毛，何乐而不为呢！这位领导表面看来是剧团班子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反映的还是观众意志。事情最怕后院起火内外夹攻一起反，曲艺团从天乐移至新中央（现滨江游乐厅）、民主、长城等处演出时，马三立的大名终于见了天日，上座率和票价随之上涨，后者直至翻了一番高达八毛钱。 人们忽然发现，马三立在农村转了一圈回来更加走红了，仿佛他被打成右派下农村劳动改造回来以后继续改造监督限制使用反倒逮着理了赛的，以至使人怀疑他在那次“火烧连营”中被烧的焦头烂额魂飞魄散其实不是坏事，反而象孙悟空在老君炉里炼了一遭更加神通广大。不论是在本市还是外地，在大剧场还是小曲艺厅，他都对观众产生了超乎以往的魔力，红得发紫大受欢迎。62年底到83年初，天津曲艺团赴北京演出，阵容很强，骆玉笙、常宝霆、小岚云、王毓宝、李润杰、王宝霞、花五宝、史文秀、马三立等群星荟萃通力合作，这一次领导们都很想得开，知道三立与史文秀在北京演出多年有群众基础，又闹过一次轰动九城的闪电般“婚变”，芳名远扬，故而在剧场两侧海报上大大方方地写上了二人的大名，一下子招惹得门前排起了购票长龙，在吉祥、长安、中和、首都剧场等处演出场场容满，票价八毛，门前黑市交易竟高达两元。每次演出结束，观众都拥到台前要求握手，还有的老观众写信、打电话问候致意，文艺界的老朋友更是每场必到先进后台寒暄。李万春、赵燕侠、李宗义、马长礼、花月仙等都是常客。李万春也是老右，比三立戴“帽儿”的时间还长，两人见面不敢公开串联却难免。眉目传情同病相怜顾左右而言他，意味深长尽在不言中。但玩笑还是要开的，那时李万春正在北京演出京剧《武松打虎》。三立一见他便情不自禁地摆出一付《买猴儿》里的猴儿相，说：“得，今天改节目了——武松打猴儿！”众人哄堂大笑。过后万春悄悄把三立拽到一边，小声问道：“怎么样，什么时候说《买猴儿》？”三立听了一怔，旋即现出苦笑：“得了，武二爷，您留一条猴儿命吧！”万春摇头。这是私下里的话，不提。在京期间，连年事已高平日足不出户的京剧界前辈有“活关公”之称的李洪春和谢绝舞台多年曾被誉为“金嗓子”的坤伶王玉蓉等人也来后台看望，请客吃饭。那些日子不仅在剧场演出、下工厂慰问，艺术交流活动也很频繁，同行座谈切磋技艺，新闻界也接连发消息报道介绍。这固然是集体的功劳，但三立确实出尽了风头！ 在大场面如此红火，那么小地方呢？曲艺团回津后去六四一工地慰问演出。那是个保密的军工单位，三立之流是不能去的。领导留下他和赵佩茹、史文秀等人带领学员在鸟市的茶社书场演出，形势仍然大好，天天卖满堂，茶水供不应求累坏了生火彻茶倒水的堂倌。计时收费也由每分钟二分钱涨到三分，最后算总帐比大剧场收入还好。 看来，让三立这样的演员重登舞台如同放虎归山或是给千里驹松开了缰绳，一切清规戒律层层设防忽然都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他比五十年代更享盛名了。有人说这和他被打成老右产生新闻效应不无关系，激起人们的好奇、同情、关注，连不常听相声的人也想弄明白《买猴儿》犯了哪条王法和一睹马三立其人的风采，其中或许还有某种逆反心理在起作用。这种看法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艺术上。他下乡两年从未完全脱离相声艺术，不同场合不同形式的演出使他的技艺更纯熟了，新的人生阅历又补充了新的生活体验，描述世间百态更加胸有成竹挥洒自如，年龄则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演员黄金期。再加上当时文艺政策松动，鼓励挖掘传统节目，一些五十年代停演的《白事会》、《洋药方》等马氏门中擅长的段子重登舞台，同时自从张庆森患眼疾后，他即与赵佩茹合作，两人久有渊源旗鼓相当珠联璧合，这些都对演出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几方面因素集中在一起使三立的舞台艺术出现了一个新高峰，深受观众欢迎是很自然的。连许多同行也承认，他这几年的相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彩！可惜当时不准给他录音，未能留下有声的资料。 艺术舞台上的走红，并没有改善三立在生活舞台的境遇。几个“不许”仍然有效，外带还有工作出色不予表扬，不予奖励，剧团设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二、三十场不等，而给他规定六十场，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事假剧场不停电不修理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休想超额。剧团晋京成绩辉煌，回来以后对绝大多数演职员工大会表扬，发给奖金和劳务费补贴，他也被排除在外，好像没用他的名字招引过观众没让他上场甚至他根本没去过北京赛的。一般来说，演员在台上红得发紫，下台以后的腰杆便会粗壮起来，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三立却恰恰相反，他对一切不公平的待遇都默默承受了。不仅是不敢争辩，而且是真正想的开。从北京回来，他在会场里听着领导对别人的表扬，对自己还很满意，因为自己是“摘帽儿右派”，此番出门没有不听话、不老实的“罪行”，没有被批判，于是就很知足！他大约就是在这些年的逆境中锻炼想的开和养成知足心理的。一事当头，先把自己放到一个极低的不值一提的位置上，然后再去寻找积极的、愉快的方面，心里就变得好过了。 63年夏夭，天津暴雨连绵河水猛涨，汛情紧张，数十万防汛大军昼夜守护在堤岸。文艺界组织了慰问演出队，三立、赵佩茹和几位歌舞演员从万家码头出发，沿着大堤一个组、一个队地慰问。每天演七、八场，晴天爆晒，下雨挨淋。最苦的是晚上，蚊虫不仅叮咬而且往鼻孔、嘴里钻，说相声又不能戴口罩！……这次演出为期六天，边走边演，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最后到达独流减河。夜里又演了两场，才搭运送防汛器材的货车回市。他在中途下车步行回家。到家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只睡了一会儿就赶回剧团报到，才知道别的演员只在工地演出一天就乘大轿车回来了。他仍然没有受到什么表扬。他仍然心情很愉快。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次体验生活的机会，见识了茫茫无际的滔滔洪水，亲眼目睹了人民同惊涛骇浪殊死搏斗的壮观场面，而他也为这场关系全市生死存亡的战斗尽了一份力量。同时，工地单单把他留下来，不也说明人们对他的欢迎和喜爱吗？ 只要能够演出，只要有机会接触观众，只要一登上舞台，他就把一切烦恼、忧虑都忘记了。不过，他很快又将见不到舞台和观众了，这一次分别更加漫长，更加曲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