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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氏相声世家 说这话还是5年前，我跟常宝华先生聊起老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他一直想跟我细说一番，直到前两天才腾出空儿来。启明茶社是老北京比较早的“相声大会”，也就是专门说相声的场子。创办于1938年，到1948年歇业，前后10年，享誉京城。有关启明茶社的事儿现在说属于老话了。如果不让明白人讲讲，恐怕再过些年，会被人们忘没了。为什么要说启明茶社呢？常宝华认为它是北京文明相声的发源地，也是老一辈著名相声演员的“摇篮”，有必要让现在的北京人了解一下。 常宝华先生今年74岁，虽说年逾古稀，但身子骨和精神头儿不减当年。说了大半辈子相声的他平时说话也很幽默，他笑着对我说：我还是小伙子呢。“小伙子”的常宝华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说起启明茶社，不能不说到他的父亲常连安。常连安在曲艺界算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常氏在旗，常宝华的祖上当过清兵，属正白旗。正白旗里有贵族，但平民多。他家的老院子在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后头的达智营，这条胡同早就拆了。故址已难觅。宝华小的时候，家里虽然很穷，但是还讲“旗礼”，“阿哥阿玛”地叫着。他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幼小的独生子常连安改嫁。不过，常连安性格倔犟，从小便不愿在家呆着，母亲见他如此，便找人写“字据”学了京剧。那会儿写“字据”有点儿跟“卖”孩子似的，谁接了“字据”，这孩子就归了谁。常连安当时才7岁。跟这位教戏的学了两年多，便去了东北。常连安到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唱着唱着唱红了，挑班当了“大梁”，因为嗓子好，起了个艺名叫“小鑫奎”，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当时他才十几岁。后来，他在东北得了一种叫“大头翁”的怪病，全身浮肿，脑袋奇大。病卧鸡毛小店，正处奄奄一息之时，店里来了一个想听“小鑫奎”戏的军医。该着常连安命大，这位军医治好了他的病。病愈后，他思念北京的老娘，费尽周折，辗转回到了北京。 常连安回京后，为了继续学戏，经人介绍入了“富连成”，萧长华时任校长，收他为徒。常连安原名叫常安，因他属“连”字辈，萧长华说你别另起名了，安字加个连字吧，于是更名常连安。学了几年戏，常连安的嗓子倒了仓。这时，他在京城“名票”吴铁庵家“打底围子”时，认识了一位变戏法儿的，从他那儿淘到了一些“活儿”。嗓子倒仓以后，为了谋生，便在庙会上撂地卖艺。此时，常连安娶了媳妇，夫人也是旗人，岳父是德胜门的一个铁匠。1922年，常连安带着怀孕的妻子和相声演员赵佩茹的父亲赵希贤奔了张家口，在北市场撂地卖艺。几个月以后，有了儿子常宝堃，也就是常宝华的大哥。 常宝华对我说：“大哥宝堃生下来就聪明，不到一岁就会说话。我父亲说他那小脑袋瓜记忆力惊人，好像天生就是说相声的坯子，一岁多说出的话就能把人逗乐了。”宝堃两岁多，常连安就把他带到了北市场的撂地摊子。常连安变戏法儿，他也跟着变个小手彩什么的，逗人一乐。尤其是即兴模仿大人的动作，更是招人喜爱。因张家口盛产蘑菇，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蘑菇”。宝堃不到3岁，赵希贤的儿子赵佩茹在天津说相声出了名，佩茹当时也只有几岁，有“小神童”之称。常连安与赵希贤是把兄弟。一合计，如果能让宝堃和佩茹这小哥儿俩一块说相声会更有彩儿。于是俩人带着宝堃到了天津。宝堃先拜相声老前辈“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后拜张寿臣为师，11岁在天津走红，“小蘑菇”成为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常宝华说，自从有了我大哥，常家就变了样儿，没有宝堃就没有常氏相声。“小蘑菇”虚心好学，聪颖过人，说学逗唱，样样精通，18岁时，在天津的“小梨园”、“大观园”日夜两场，同时还上两家电台去说，后来又到庆云戏院与马三立等名家挑台，最红的时候，前边说相声，后边演戏，《四进士》、《法门寺》生旦净末丑各种角儿全能拿得起来，但尤擅长丑角。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兄弟剧团”，“小蘑菇”当了团长。1951年3月，“小蘑菇”与赵佩茹、富少舫、程树棠等曲艺家，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4月23日，他们在完成任务归国途中突遭敌机空袭，“小蘑菇”和程树棠不幸牺牲。天津为二位举行了盛大葬礼，一万五千人为这位受人爱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送行，廖承志、田汉、陈沂等专程赴津祭奠，沿途数十万群众观看志哀，场面空前。1951年12月，根据宝堃的遗愿和常连安提议，文化局正式批准成立了天津曲艺团，骆玉笙、石慧儒、王佩臣、高元钧、常宝霆等加盟，常连安任团长，赵佩茹任副团长。常连安有12个子女，6个男孩，长子宝堃，二子宝霖、三子宝霆、四子宝华、五子宝庆、六子宝丰都是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之子常贵田，宝霖之子贵生、贵元，宝华的孙子常远、外孙子杨凯等也是相声演员，常氏堪称相声世家。 老北京的启明茶社 京津两地的曲艺界走得很近，1937年的春天，常连安带着次子宝霖，到北京的“新罗天”演出。因为“小蘑菇”在天津已出名，所以宝堃的几个弟弟，均以“二蘑菇”、“三蘑菇”往下排，宝华行四，艺名叫“四蘑菇”。常连安和“二蘑菇”的相声很受北京听众欢迎。一天，有位老观众对常连安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为什么不自己挑个班，弄个园子？常连安说，我们变戏法儿说相声的，哪有钱呀？这位观众说，我能替你们找个地方，在西单商场里头。你们要是看着行，我就把它租下来，咱别赔钱，不过赚了是你们的，赔了是我的。常连安一听这话动了心。那会儿，侯宝林和他师傅“大面包”在西单商场北边撂地，1936年西单商场着了把大火，几乎全场烧光，他们便奔了庙会，以后又去了天津，一炮打响。西单商场当时还是一个个摊位和门脸儿组成的“商业街”，里头有“厚德”、“福寿”、“慧德”、“玉德”等几个有名的商铺。大火之后，西单商场的商家正要聚人气儿，那位观众也是有此意图，才把常连安请到这儿来。常连安一看这个老观众给他找的这地方，撑死了能坐一百号人，开个园子太小。合计了一下，干脆改叫茶社吧。起什么名儿呢？常连安想了想北京没有这么个杂耍园子，咱们打头开始，就叫启明吧。字号打出去以后，有位观众说，这个名儿不错，天上有个启明星，跟你们的意思正相吻合。 启明茶社开张以后，最初以曲艺为主，有魏喜奎、曹宝禄、郭荣山、韩承先的大鼓、双簧以及“二蘑菇”、“三蘑菇”的相声等在那儿撑台，但生意不行。常连安跟那位老观众说，这么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您总赔钱，干脆都改相声吧，因为杂耍里就是相声受欢迎。于是从1938年起，启明茶社改成了相声大会，专门表演相声。常宝华回忆说，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启明茶社门口有3块牌子：“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3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创新突破。过去说相声是“平地抠饼”，从地上“划锅”到撂地都是“刮风减半，下雨皆无”。而且过去“万象归春”，春就是“春口”，也就是说话，那会儿的“春口”大多是低级下流的荤段子，说相声的行话叫“臭活”，妇女和孩子不能听。“启明”提倡文明相声，不说“臭活”。“零打钱”不卖票，后来发展到卖牌，两块钱5个牌，一个牌听一段相声。“启明”有“三多”，一是演员多，10年左右的时间，有60多位相声演员在“启明”说过相声，轮流上场，最多的一天有20多位。二是名演员多，老一辈著名相声演员如张寿臣、华子元、于俊波、刘宪田、罗荣寿、刘德智、赵霭如、王长友、吉平三、郭荣山、王世臣、刘宝瑞、郭荣启、班德贵、白全福、谭伯儒、孙玉奎、苏文茂、于世德、关春山、赵振铎、高德元、李伯祥、马四立、李寿增、常连安、常宝霖、常宝霆等都在“启明”说过相声。三是名段多，所谓名段是指这个段子只有某个演员说的最拿手，观众最爱听，如张寿臣的《小神仙》、马桂元的《贼鬼夺刀》、常连安的《山东斗法》、刘桂田的《斩经堂》、郭荣启的《打牌论》、赵霭如的《拉洋片》等。观众单点这一段，要单给钱。茶社最初是200平方米，后来扩大到400平方米，演出从下午一点到凌晨一点，每天演出都满座儿，赶上过节，观众爆棚，没座儿站着听。“启明”的相声大会，促进了北京相声艺术的发展，也培养了北京人的相声欣赏水平，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言菊朋是“启明”的常客，马连良、金少山也在“启明”听过相声，演艺界的白光、石挥、谢添、欧阳莎菲、李翰祥等也常去“启明”，后来成为著名相声演员的李文华、马季当时只有十几岁，几乎“泡”在“启明”。毫无疑问，这些艺术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受到过“启明”相声大会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启明茶社在京城几乎家喻户晓，喜好相声的老北京人没去过“启明”的不多。 解放以后，启明茶社随着西单商场的改扩建和相声演员的归队而终结。不过，启明茶社在老北京人心中的印象并没有磨灭。常宝华对我说，有一年，他到美国访问演出，一位在海外定居多年的老北京，还跟他打听启明茶社。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曾是“启明”的老观众，当年他家就住西单商场附近，见了常宝华，跟他聊了半天老“启明”的往事。上个世纪90年代，西单商场的老经理曾有意在商场恢复启明茶社，但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常宝华在日前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相声小品大赛中做评委，有感于现在相声人才的匮乏和观众对它的喜爱，认为京城应该有一个相声的专门演出场地。趁相声界还有几位老人健在，如果把启明茶社恢复起来，对相声的发展当是一大幸事。宝华先生说，他作为常氏相声的传人和启明茶社的老演员，愿为此事尽力，只可惜现在有锅有米没有柴，谁能为此添把柴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