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人很少有不知王朋者。但是,人们所知道的,是书场上的王朋,是王朋的相声,而对于生活中的王朋和王朋的生话,却知之甚少。笔者因工作之便,从五十年代初与王朋相识,前后交往近四十年,曾被上朋生前引为“知我者”,因而对王朋其人的了解,自然就多了一些,现在补记几笔,使人们对这位闯荡江湖半个世纪的曲坛艺人,尤其是对他做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处世的一面多一份了解,聊作对他的一点哀思吧。 王朋与刘月樵 王朋做为一个孤儿,八岁那年被流浪艺人收徒学唱“拉魂腔”。五年后师父病死,王朋靠打莲花落卖唱乞讨为生,浪迹天涯,其时年仅十三岁。 王朋初闯天津卫,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受到了相声艺人刘月樵的赏识,被收门下,从此改习相声。 据王朋说刘月樵本是一位看破红尘下海从艺的落魄文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还当过吴佩孚的幕僚。其相声表演长于“文口”,内容侧重批谈讲说,多涉及诗词歌赋,颇受一般文人雅士之青睐。他很快发现王朋虽天资聪慧,口齿灵巧,却目不识丁,很难领略文口相声之长,惋惜之余,遂对他因材施教,专授以笑话小段,便于将来能跻身曲苑,赖以糊口。刘月樵传艺极重功底训练,绝不允许有丝毫马虎。他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王朋开初有个毛病,说相声每到“铺陈”一过,“包袱”将抖,自己却忍俊不禁而先自“炸盘”(笑场),这是学艺之大忌。因此刘月樵每与他临场对口,手中拿的既不是“贬布”(似小手巾的道具),也不是折扇,而是一条竹鞭,使他望而生畏,久之则功“打”自成。后来王朋专以单口小段见长,盖源于此。 王朋进周口 王朋第一次来周口,是一九一八年。他是跟随其师刘月樵,从安徽辗转来周口卖艺的。其时,王朋年方廿一岁,风华正茂,加之身材修长,眉目清秀,竹布长衫,还留有带发帘的油丝大辫,很有几分气派。周口是个内陆码头,虽然市面繁华,说书唱戏的也为数不少,但对相声表演都还少见。他们师徒乍来,在北岸“后地”等处卖艺,由他给师父“捧哏”,很快引起哄动。王朋曾说,他们表演的“滑稽东洋操”等节目,曾绐其它艺人带来不小冲击。由此可见,当时的相声表演,似乎还带有“滑稽戏”的色彩。从此,王朋与周口结下不解之緣。故王朋出师之后,经常来往于界首、周口一带,并曾长期与周口艺人陈聚魁搭帮说相声。解放后,王朋入籍周口,直到终年。 王朋的表演艺术 关于王朋的表演艺术,据笔者多年观察,其精华所萃,可以概括几个方面: 首先,王朋强记好学,掌握大量的传统相声节目,能随时信口拈来,即兴表演,是一位内蕴丰厚的相声艺人。相声大师侯宝林曾有专著谓:中国传统相声段子约有百七十段左右。依笔者粗略估计,王朋至少能精通大半。他经常演出的《六口人》、《大搬家》、《沒叶树》、《拴娃娃》、《变兔子》、《对对子》、《反正话》、《歪批三国》、《歪批三字经》等,就属于这类传统节目中的段子。 王朋表演相声,极具特色的是,每段相声都填充有不同的开篇垫话,运用得既幽默流畅,又顺理成章,起着铺陈点发、引水入流的作用。使整个段子显得丰厚充实,不落俗套,同样一个段子,一经工朋之口说出来就灵活多变,百听不厌。 在语言艺术方面,王朋从实践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套路化的即兴小品。这些小玩艺或超乎常理,或荒谬绝伦,或恣意夸张,或自我讽嘲。在临场表演中灵活穿插,往往妙语连珠,出奇制胜,令人听后捧腹叫绝。他的单口相声《打沙锅》、《摇铃铛》、《圆梦》、《酒迷》、《戏迷》等,之所以能使听众多次听看,却无“烫剩饭”的嚼蜡之感,原因就在这里。 此外,王朋还熟悉北方民间小调,善于摹仿各种人物的声色举止与音容笑貌。他往往能抓住人物特征,随口加以漫画式的夸张,寥寥数语便能刻画出一个人物形象,使人感到维妙维肖,呼之欲出。《群曲闹公堂》、《扇扇子》、《贼偷贼》等,当属王朋此类典型的力作。 正是凭借这些喜闻乐见的节目、灵活多变的垫话、风味各异的小调、即兴发挥的小品,加上他奇特多姿的脸谱变幻,构成了王朋相声艺术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其中一些被称之为“臭丢”的表演手法,往往非语言所能表述,那是其它人学也学不来的。倘若说王朋是一位具有独创特色的相声艺人,也并不为过。 王朋的卖艺生活 王朋怀揣一串莲花落,走南闯北,到处卖艺糊口,足迹踏遍南北七省。他闯荡过京津沪宁这类大城市,也涉足一些豪门巨富之家唱堂会。他精通江湖八大行的各种帮规“切口”,也曾被敲诈而五花大绑蹲过班房。称得上是一位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漂泊艺人。他大半生置身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以他的相声表演艺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欢快。他不无自豪的宣称:“一生不怕码头大小、不怕场地简陋、不怕同行竞争、不怕坤角夺人”。随便选一个角落,他一阵疾风骤兩般的莲花落,便能“扒地窑”敲出一天饭食。他这种卖艺谋生的本领,在周口曲艺界,是无人可比的。 王朋平日勤于理发修面,洗澡擦身,而在书场上那一副衣着打扮,却十分怪涎。不是长短失休,便是破旧不堪,甚至给人以三分流荡之感。因此我曾就这一点问过他,他的回答十分离奇。他说:相声艺人临场卖艺,历来从四种类型中,结合个人条件,自选一种形象。一曰“怪”。长相尖嘴猴腮,瘦骨嶙峋,却偏偏来一件紧身长衫,白袜黑鞋,折扇轻摇,给人一种分外怪离之感,天津马三立即属此招。二曰“帅”。生相端净、身材傲岸者,配之以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临场一站,给人以衣冠考究、举止潇洒的印象,侯宝林等略近此类。三日“败”。衣冠不整、破鞋旧袜,有意给人造成一种不拘行止、放浪不羁的怪诞之感。四日“赖”。蓬头垢面,赤目焦齿,显胸露怀,坐立失态,七分游丐之象,以求引人生奇。此四种类型,艺人多依个人长相、演唱特色、所处场合,而各有取舍变幻。王朋说,他早年取“帅”,壮年多在下层活动,才改取“败”象,与经济无关。这是他自己的见解。 王朋的生活 王朋半生浪迹江湖,置身社会底层,一直维持着一种远离是非、独善其身、委屈求全、苟延岁月的生活方式。他书场上求衣食,劳动之余则数一数衣袋里的散碎票子,切一包卤肉,随便坐上一条路边饭摊的低板凳,三两白干,一套大饼油条或烧饼胡辣汤,便万事齐备,心安理得地倒头便睡。偶有雅兴,他也可毫不自卑地步入酒搂餐馆,叫上四色荤冷,正襟危坐、自斟自饮一番。有时雨雪不晴,生活断炊,他也可毫不在乎地长睡不起,饿上两天。他无忧无虑,随遇而安,颇有几分超脱凡俗之风。他离群索居,自甘寂寞,把自己封闭在蜗庐般的天地里,很少与人交往,又仿佛有几分看破红尘心如枯井的味道。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而在事实上,王朋是被世态之炎凉与江湖之寡义,挤上这条貌似自甘寂寞、离群索居之路的。王朋和别人一样,有他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他又是以说相声为谋生之道的艺人,靠的是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去为别人制造欢笑以求取衣食。久之,在人们眼里,王朋就是相声,相声即是王朋。人们信手丢下几个小钱,便似乎获得了从他身上求取笑料的权利。有时王朋醉卧街头,从来都不是由于酗酒而乐以忘形,而是他心有苦楚又无可诉说的一种发泄,然而个中原由,谁去探求?人们总是从王朋的相声中求欢快,而后又把“下三赖”的帽子回敬给他。又有谁曾想到:王朋无家室、无子女、无亲故、无知交,他孤苦伶仃、劳然一身,又有谁全想到他身世中的不幸,也需要同情、温暖与理解?! 王朋深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把屈辱深埋在心里,对一切报之以顽强的沉默:不牢骚、不解释、不申辩、不理睬。但王朋并不曾自甘堕落,他不卑不亢地活着,活了近九十岁。包括他的道德、人品,没有人能说得出他究竟干过什么坏事,便是一个例证。直到王朋的晚年,社会上还曾有声有色地流传过一些关于他的奇谈怪论。笔者曾就此向他四周的一些知情者,做过反复核实,结果证明纯属子虚。 王朋与侯宝林 相声大师侯宝林来周口,曾两次拜会王朋,并曾赠以寿联、现金、小礼品等。这件事,曾使一些十分看重与名人交往者,着实振奋过一阵子,仿佛连平时不屑一顾的王朋,也忽然身价十倍。其实,王朋本人却很少提及此事,完全没有借以抬高自己的想法。 侯宝林先生与王朋会晤,曾问及王朋的“字派”。当他得知王朋是“松”字派(刘月樵收王朋为徒后,按江湖“字派”排列,替王朋改名王松朋,纳入“松”字派)时,遂改称王朋为“王老先生”。因为,王朋的师父刘月樵与天津的曲坛名宿马三立的师父,是师兄弟,所以王朋与马三立,也应属于师兄弟关系;而马三立却是侯宝林之师叔,侯宝林的字派,也就自然比王朋低了一辈。以现在侯宝林先生的社会地位,他当然无法再按旧江湖规矩行事,这才很有分寸的把王朋称之为“王老先生”,表示一种恰到好处的尊敬。后来,马季拜访王朋,干脆呼之为“王老前辈”,也是由此而来。 侯宝林先生第二次拜会王朋,临行时,王朋与众人一同送侯上车。此吋王朋年事已高,体躯软弱,言谈无力。出人意外的是,侯正迈步上车,王朋忽然双目圆睁,精神抖擞,大喊一声:“立正!”,咔的一声,两腿并拢,向侯行了一个旧式“举枪”礼,使旁观众人大吃一惊,还以为是王朋又来了一回恶作剧。而侯宝林先生却毫不奇怪地交待随行摄影师,拍下这个镜头,并对王朋招手致谢,表示了对这一不寻常礼节的理解与认可。 王朋去世了。他算不上什么名人,更够不上青史留名的份儿。然而,王朋生前,毕竟曾长时间用自己的劳动,给人们带来过无穷的快活。因此,人们也便会记着王朋其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