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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一户农家的日常生活，在郭文斌看来就是活在民间的传统。他更进一步相信，这种渗透在中国人生活习惯里的传统，其实是“民族的命根”。 用带着西北味儿的口音谈起他的长篇小说《农历》，这个宁夏男人表示：“作为人，完成孝道是第一功课，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 历时12年创作完成的这部小说，以农历节气为序，集中用其中的15个节日来讲故事。而他选择用农历节日作为人们生活的节点的原因则是：“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而“农历”中的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的脊椎，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 作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郭文斌想透过《农历》来探究民间传统的重要之处。“我认为，中国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传统，一部分是民间传统。经典传统固然重要，但民间传统更重要。因为经典只有像水一样化在民间，才能成为大地的营养，否则就只是一些句段。” 郭文斌觉得，经典传统是可以断裂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裂。焚书坑儒时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文革十年，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 因此，郭文斌笔下的“农历”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农历精神”则是一个人的血脉。他希望借用《农历》这本书，让传统的种子变成庄稼，并自然成长，“看完《农历》，读者就会知道，其中的十五个节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在《农历》中，郭文斌将佛教故事《目莲救母》整出戏搬进书里，他有他的考虑。“它太重要了。当初有许多朋友建议我把《中元》这节删掉，但我十分固执地留下了。书出来后，大家都说好。因为这个时代太需要“目连精神”了。”在郭文斌眼中，《目连救母》是一则寓言，它讲尽了我们老祖宗的心量。目连所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更是大地母亲、人格母亲。郭文斌曾在一篇散文中把它称为中华民族的“救文化”。“救”的背后，是感恩，是敬畏，是大爱，是舍己为人，舍己为公。《目连救母》，作为一出戏，代代传唱，代代完善，却少有作者留下自己的名子，郭文斌认为这样的“作家”才让人崇敬。 郭文斌认为，和先祖相比，现代人的“营养”有点儿不平衡。“体质”很寒，动不动就“感冒”，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天气”和“地气”了，久而久之，“元气”大伤。 他并不反对外来文化，但他认为当下的问题是，中华文明本有的一些文化精华被淹没，主体营养在沉睡。看着发生在大地上的一桩桩病相，郭文斌作为一个作家，有了以文学的形式，尝试着培植“地气”，承接“天气”，恢复“元气”的心愿，《农历》也逐渐成形。 有评论家说，《农历》有些为乡土文明唱挽歌的意味。对此，郭文斌并不反对，他认为作者要尊重读者的所有解读。但在他心中，《农历》不是挽歌，因为“农历精神”不会死亡。 如此说来，我们还能不能回到“农历时代”？“我们可能无法回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精神’。”郭文斌说，“我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郭文斌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对天地，对岁月的深深敬礼。“农历”的本质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成语一向被人们讲得很玄，在郭文斌的理解中，其实就是回到母亲的怀抱。 他用一个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当年曾参在外打柴，心突然疼了一下，心想是母亲出事了，忙跑回家，不想娘没事，是朋友来了。原来母亲为了不让朋友久等，就咬了一下她的手指头，曾参就感觉到了。郭文斌说：“这个故事，人们常常用来讲孝，但在我看来，就是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本质上是儿子的频道和母亲的同步。” 春节期间，天南海北的人都要不顾一切的回家过年，郭文斌认为，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人潜意识中的“返乡”情结，“归属”情结。有母亲在的地方就是故乡，有年在的地方就是老家。这个母亲，既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也是“大年”，也是“农历”。（张黎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