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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607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为他与徐光启（1562－1633）合作翻译完成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的序言中写到：“太史（徐光启）意方锐，欲竟之。”[1]由此可见，徐光启对于《几何原本》的翻译非常热衷，本打算是要翻译完整的。可是，到了1611年夏天，其在偕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二人雠订上述内容时却又写下了如下的话：“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俟焉。”[2]很明显，徐光启决意停止翻译后面的九卷了。为什么呢？是当时身体不适？查徐光启行迹，1611年前后未有他生病或体虚卧床的记录。[3]是公务繁忙无暇写作了？可就在上述雠订之后，徐光启还写成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四书。[4]究竟什么原因呢？这是个有意义且饶有趣味的问题，未见前人探讨，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二、徐光启停止续译并非缘于《几何原本》前六卷的颁行 1607年，利玛窦拒绝了徐光启的意愿——完整翻译《几何原本》十五卷，但并没有把话说死。在《几何原本》序言中利玛窦说：“余（利玛窦）曰止，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太史（徐光启）曰然。”[5]是不是《几何原本》前六卷颁行之后果真“无以为用”从而导致徐光启决定就此罢手续译的呢？我们翻阅当时的文献，发现并非如此。1607年8月，徐光启丁父忧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1608年其根据利玛窦在翻译《几何原本》时对其的讲述写成了《测量法义》一书，然后，其将此书中的内容与我国传统文献中的测量之法进行了比较，又写出了《测量异同》一书。之后，其利用《几何原本》中介绍的西方公理化方法整理了我国传统文献中的勾股知识，于1609年又写出了《勾股义》一书。大体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其还写出了《几何原本杂议》一文。在此文中徐光启说《几何原本》有“四不必”、“四不可得”、“三至”、“三能”，是“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从而对《几何原本》给予了高度赞扬。[6]孙元化（1582－1632），上海嘉定人，大抵在这个时间认识了徐光启。他从徐光启那里接触到了《几何原本》，然后认真学习和研究，于1608年左右连续写出了《几何体论》和《几何要法》两书。李之藻（1565－1630），浙江杭州人，徐光启的好朋友，他曾与徐光启一同听利玛窦讲解《几何原本》。1608年李之藻参考《几何原本》写出了《圆容较义》一书。还有，据当时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1582－1649）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记载，利玛窦去世之后西方传教士请求神宗皇帝赐地埋葬，神宗皇帝困于无有先例问计于首辅叶向高（1559－1627），叶说可以，可有人反对，于是叶向高反驳道：“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7]最后利玛窦终获赐地下葬。由此看见当时《几何原本》的影响和作用不可不谓大。徐光启不可能由此而决定停止续译后九卷。相反，基于上述情况，说使得徐光启打算继续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的念头更为强烈也许是有可能的。 三、环境的改变应是首要原因 1611年，徐光启之所以说出违背自己心愿的话——决定停止续译，我们认为首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氛围改变了，是环境限制了他的理想和行动。1610年以前，中国耶稣会的总管是利玛窦。利玛窦在中国历尽波折，深谙我国文化状况之特殊，所以，他一直奉行曲线传教的策略，即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锋，广泛吸引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然后再图传播教义。这种策略虽然笨拙，但显然行之有效。这可以从当时耶稣会逐渐扩大，很多的知识分子纷纷与之友好可以看得出来。但1610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利玛窦之后在中国的耶稣会是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神父作总监。龙华民在传教策略上向来与利玛窦有龃龉。龙华民希望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传教上，而不是用在给国人讲解西方科技上。相比利玛窦看中士大夫，龙华民更青睐在社会底层劳作的广大民众，认为那样传播教义更快捷。不仅如此，利玛窦还一贯温文尔雅，宽厚待人，一幅长者风范，龙华民则不然，他对属下极为严厉，禁忌颇多。[8]由此，徐光启慑于权威，从而罢手《几何原本》续译是很有可能的。要知道，徐光启于1603年入耶稣会，到1610年已有8年的会龄——是个老会员了，此时他不可能再随意行事。特别是在教会新的和原来截然不同的规范刚刚颁布的时候。 退一步讲，即使徐光启作为一个中国的士大夫，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不顾耶稣会的约束——比如丁父忧回上海。可其他人就不行了，特别是那些来中国的外国神父。他们必须听从龙华民的指挥，不能随便违背教规。因为根据当时的宗则，外国神父的工作、升迁和声誉等几乎全部听命于教会总监的安排和评价。这样，徐光启在翻译西方科技文献的时候就失去了外援。没有了外援，徐光启又不懂拉丁语，那还有什么作为？由此，1611年夏天，在请庞迪我和熊三拔二人帮助校订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徐光启很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乃放出了绝笔之言。 1611年，在修订过《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徐光启曾请教熊三拔作《简平仪说》，之后在序言中他说：“仪为有纲熊先生所手创……熊子以为少，未肯传，余固请行之，为言历嚆矢焉。”[9]1612年，徐光启又请教熊三拔作《泰西水法》，之后在序言中也说：“迄余服阕趋朝，而先生已长逝矣。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余因私揣焉：无吝啬者，诸君子讲学论道所求者，亡非福国庇民，矧兹土苴以为人，岂不视犹敝蓰哉！有怍色者，深恐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10]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上面所说的问题，即如果不是熊三拔自私的话，那一定是龙华民禁止传手下向国人传播西方科技的原因。而说熊三拔自私，还能帮助徐光启写就《简平仪说》和《泰西水法》两书——特别是《泰西水法》有六卷之多，还能帮助五官正周子愚写成《表度说》等，恐怕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后者是原因的可能性极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