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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的建国门地区一片寂静，负责这一地段地铁施工的铁道工程兵战士们正在古观象台下搭建的工棚内熟睡。两道手电光在夜幕下四处跳跃划动，不时传来执勤战士的脚步声。突然，警觉的执勤战士听到了动静，在手电筒的照亮下，他们发现古观象台东北角处由台顶往下掉土。要出事故！执勤战士及时喊醒了工棚中的战士们。当他们紧急撤离现场，身后就传来轰然一阵巨响，回头一看，古台在清代初年扩建加宽的台体东北角，连同北洋政府时期修建的两座观测楼房，一并坍塌，这部分台体的东南角则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缝，陈列其上的赤道经纬仪和极限仪岌岌可危。 历经五百余年沧桑的北京古观象台，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地铁施工等自然和人为破坏，也因为“文革”十年浩劫，长年失修，在连日大雨的冲刷下，终于不堪重负，倒塌下来。古台的这次事故迅速引来了世界几大通讯社和广播公司的争相报道，国内外的信函也纷至沓来，人大代表们开始提交有关抢修与保护的提案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座古老建筑的保护工作。 纵观世界古天文台，有的只有遗址而无天文仪器；有的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仪器被不断更新，旧仪器没有和天文台一起呈现出来。而北京古观象台则不同，无论是历史建筑还是古代天文仪器都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实属世界罕见。1998年时任葡萄牙总理的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来此参观，对古观象台珍贵的天文文物大为赞叹。他也曾参观过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但他认为相比之下，北京古观象台环境优雅，文物保存更为完好。 建台铸仪，承元仿宋衔古今 在古代中国，观星之重要不亚于任何朝纲大事，历朝历代也都任命有掌管观测“天象”的官员，这些人就像了不起的预知者，身系王朝的兴衰。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写道：“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意思是此地物产华美，有天然的珍宝，龙泉剑光直射斗宿、牛宿的星区。这其实讲到晋代张华《博物志》中的一个典故：张华曾见到南昌城忽起一道光芒，直射天上牛宿和斗宿之间，他料之一定是有某种神器现身了，就劝他的朋友到南昌去当太守，后来他们果然在那里挖出了失传已久的干将、莫邪两柄宝剑 像这样描述异常天象的文字记载还有很多，《汉书·王莽传》记载：“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谬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可见古代的观星实际是一种占卜行为，专言军国大事，如战争胜负、年岁丰歉、王朝兴衰、帝王安危等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代表就是“天帝”（俗称“老天爷”），它是个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古人认为，天帝无时不在俯察着人间，并经常干预人间的事，而且上天在行动前总是先给人间点预兆和警告这就是星象上的变化。反过来，人间有些事做得不合老天的意时，也会引起星体的变动，也算是老天给人间的警告。 观星要在开阔的地带，而且要站于高处。按照中国古代礼制传统，观象台之类的司天机构一般建在都城。 据古观象台研究员王玉民博士介绍，观象台在古代有诸多“任务”，如观测突发或特殊天象（星体的会合、彗星、新星、流星、极光、日月食等），进行占卜，预测军国大事，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占卜参考意见”；负责观测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以制定、修正出精确的历法；还负责包括择地、择日，以及参与皇家的重大行动的决策。 《清实录》记载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乾隆三年（1738）正月初八，皇帝下了道谕旨：清明节就要到了，朕要亲自去泰陵拜祭行礼。特命钦天监按照天象指示，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并传谕到各相关部门，依照惯例去准备。另一件是嘉庆十五年（1810）七月十三，大臣上奏说，乾隆皇帝的陵寝裕陵陵园配殿基座下的阴井因为暴雨和洪水，造成地基下沉，请命择地另建。嘉庆闻听立即下了一道圣旨：先帝的陵寝重地，风水攸关，可不能随便行事。命钦天监委派懂得勘察风水的人员，前往现场，按照天时、地利的原则，择吉修建 这位钦天监工作的地方就是现在建国门附近的北京古观象台。明、清两代重要的观天、观星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翻开《明实录》有这样的记载：正统七年（1442）三月壬子，工部利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旧基，造会同馆和观星台，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北京古观象台的连续观测历史足足有566年，至今保有在同一地点连续观测最久的世界纪录。 但王玉民博士介绍说，北京古观象台的历史还远比此要久远。有史可考的北京古代观象台和天文仪器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至辽、金时期。公元1153年金在北京建立金中都，就设有“太史局”和“候台”，初期的观测设备主要是辽代遗存器物，以及大量在“靖康之难”中从北宋都城汴京掠夺的天文仪器。元代是中国天文观测的空前高峰，至元十六年（1279），王恂、郭守敬等主持在元大都城东南角（今古观象台西北侧）建立起“太史院”和“司天台”，这实际是北京古观象台的真正前身。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单就文献数量来说，天文学仅次于农学和医学，可与数学并列，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之一。远在汉代，张衡就曾经观测出2500颗恒星，还在《灵宪》里解释了月亮反射阳光和月食发生的原因等等，北京古观象台上几大天文仪器都有他研究的影子。 元代的郭守敬将天文学再一次推向了世界高峰。为了制定出更为精准的“标准北京时间”，他还在元代辽阔的疆土上设置了27个观测点，分布在元大都、南海、阳城、上都、和林等地，北海的观测点甚至已经接近北极圈！据此编制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1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6秒，精度与公历（指1582年罗马教皇十三世颁行的历法《格里高利历》，在中国称公历或阳历）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 北京古观象台在明朝的建设无疑是高屋建瓴。在元代的城墙基础上高高筑起一座“国家天文台”。台非新建，那么观象台上的这些天文仪器又是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也用了宋、金、元时的仪器旧品？明初定都南京时，元代的天文仪器全部运去南京观象台进行观测，都城迁回北京后，并未将南京的宋制天文仪器迁到北京。这里也有原因：除了迁都突然，前期忙于加固城池，以及南北搬迁不易等因素之外，南京作为祖宗成命之地，搬迁具有天命象征的天文仪器可能破坏自家“风水”和“王气”乃是首要因素。 所以，明正统二年（1437），由“钦天监”监官亲赴南京鸡鸣山，仿照宋代的浑仪和元代的简仪、圭表、浑象做成了木样，运回北京校验之后，重新用铜铸造而成，这几件观测仪器就架设在古观象台的最高处。正统十一年（1446），为“便窥测调品”台下还新盖了晷影堂。北京古观象台及台下紫微殿等附属建筑群就此初具规模，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规模和布局，已相差无几。 西学东渐 清制新仪成馆宝 从明末到清康熙年间，“西学东渐”的西洋历法引起了改革和守旧两派空前激烈的争锋，喜爱科学的康熙一锤定音，经历了各种力量纠缠斗争的观象台才随之稳定，迎来了自己的盛世高峰。 清康熙八年(1669)，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奉康熙帝之命，在前人基础上设计了6件新仪，并在康熙十二年（1673）制成。它们分别为：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 综合来看，这6架仪器的规模之巨大、做工之精细、制造用时之短是前所未有的，在刻度的划分、读数的精确、照准的准确度上都较中国传统仪器有很大的改进。新仪制成后，被安放在观象台上，而元、明两代仪器全部被移放台下。 由于测天体的地平坐标，需要分别使用地平经仪、地平纬仪来测，很不方便，康熙五十四年（1715），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又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值得一提的是，其加工方式采用了零部件组装的方法，而不是整体浇铸，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 这架体积最大的仪器完全采用了法国路易时代的装饰风格，是唯一使用阿拉伯数字做刻度的古观象台仪器，这也引起了“仪器制造之争”。有美国学者曾认为这件仪器是法王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一度找不到反驳证据，有一次人们偶然在部分零件隐秘处发现了中文数码符号，以及《易经》中“元、亨、利、贞”的字样，这至少证明仪器的部分零部件是出自中国工匠之手。目前比较合理的推测是，纪里安从国外得到了关键部件，而笨重部分或连接饰件则是纪里安设计、指导，由中国工匠铸造完成。当年，为了容纳这座巨大的仪器，钦天监还曾调整过仪器的布局。 “玑衡抚辰仪”是清代制造的最后一件大型天文观测仪器。据史书记载，乾隆皇帝于乾隆九年（1744）亲临观象台，他遍观了天文仪器后称，“结构以浑仪制近古，刻划制度宜从今”。于是，当时钦天监人员“用今之数目，合古之模型”，耗时整整10年，造出新仪。 由于仪器基本上是模仿中国古代传统“浑仪”结构设计的，也考虑到当时曾叫做三辰公晷仪，故依据虞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古义，定名为“玑衡抚辰仪”。它高大雄伟，雕刻细腻，是一座精美的艺术品。自此，现今北京古观象台上的八大铜仪全部完成。 “玑衡抚辰仪”完工后，原先的台面已经无法容纳，故将台顶东侧在城墙顶上又拓宽了一丈五尺，再次调整仪器布局后，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陈列阵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西方，望远镜已经成为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而观象台却未曾配备。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古代传统的天文观测主要针对星体的位置借天像卜人事，而非研究星体的本质。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望远镜大多进入皇宫，成为了皇帝们的私人玩物。 康熙时期，南京鸡鸣山上的天文仪器被全部运回北京，堆放在观象台下。这些珍贵文物在铸造新仪时大多被当作废铜熔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纪利安制造地平经纬仪时，毁铸了一批弃置不用的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古旧仪器。制造玑衡抚辰仪时，又用了“观象台旧有废铜六千二百二十斤”。清代天算学者梅觳成在所著《操缦卮言》中回忆道：“余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间（1713-1714）充蒙养斋汇编宫，屡赴观象台测验，见台下所遗旧器甚多，而元制简仪，仰仪诸器，俱有王恂、郭守敬监造姓名。虽无不残缺，然睹其遗制，想见其创造苦心，不觉肃然起敬。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洋人纪利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台下所遗元明旧器作废铜充用。乾隆年间，监臣受西洋人之愚，屡欲检括台下余器，尽作废铜送制造局，廷臣好古者闻而奏请存留。礼部奉敕查验，始知仅存三仪，殆纪利安之烬余也。” 史料可查的毁坏古仪的最后记录被记在了乾隆皇帝身上：他为了铸造一对铜狮子，下令将明正统和成化年间制造的两座天体仪当“旧有废铜”使用。从此之后，明代制造的天文仪器只剩下按元器仿制的简仪、浑仪和在乾隆九年（1744）曾经改造过的铜圭表，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大型天文仪器，除个别零部件外，皆被一扫而空，其损失之重，无法估量......详细内容请见《中华遗产》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