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苑 今人看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这些由村老塾师讲授的知识，和新学堂里的史地理化教科书，该有多么大的差异。中国儿童的启蒙知识如何经历了这样一场转变？让我们把时间摇回19、20世纪之交。 作为晚清“新政”的一条重要措施，清政府下令各省于府、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州、县改设小学堂。其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新教育”新在何处？新在课程，新在课本。学期设置、科目分配、课时安排，有别于私塾教学；学堂课本更是气象一新。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几十年间中国人学习他人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积累经验，编纂自己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诞生的时代土壤 在新学堂章程颁布前，民间已经有人编写不同于传统教本的教科用书。按照学界认同的说法：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师范生陈懋治等编《蒙学课本》三编，是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它的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第二编第一课为《四季及二分二至说》。每课皆有主题，不似传统教本知识混沌之貌。 还有一部较受学界推崇的教科用书，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的几位创办者——俞复、丁宝书、吴稚晖和杜嗣程等，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就的《蒙学课本》。其内容共七编，“前三编谓系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读书之兴趣，间及史地、物理各科之大端”，“第四编专重德育”，“第五编专重智育”，“第六编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第七编选史汉最有兴会之文，暨诸子之篇”。可以看出课本的知识整合与分类思路，虽然仍取材于“史汉诸子”等传统知识，但已显出内容上的分类意识。 知识分类和体例改良是新式教本与传统的最大不同，这已经成为晚清很多学者的共识。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曾指出：“西人学堂悉有专书，岁为一编，月为一卷，日为一课，小学有小学之课，中学有中学之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之课”，他希望引进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翻译西方学堂用书。 事实上，在前述课本出版之前，已经出现分科分类的开蒙用书。如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谢家木所编《算学》三种，1893王亨统编纂的《地理问答》，后经江楚书局改订出版，同年周保璋著《童蒙记诵》，汇文书院李德安著《地势略解》等。这些书籍现已查阅不到，只《童蒙记诵》一书别处略有记载：“木刻本，内分天文、地理、人事、行政、六艺、文学、史事等二十余类。” 更多教本致力于体例改良。王亨统编写的《绘图蒙学捷径》，对于教学内容和难易进度作了详细计划，每一课的生字、笔画、句子长短都有安排。杜亚泉编写《文学初阶》打算以此作为蒙学教本，小学堂则继之以《文学进阶》。不过由于该书在内容和教学时限上都与随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不符，最终未获应用。1902年南洋公学印行《中等格致课本》，将欧美相关著作改成教科书体例：“原书有篇章无课程，惟欲便初学之用，故强分之。每课之后附以习问，数课之后附以温习课，务使易明易记，无顾此失彼之弊。”还有谢洪赍编写的英语教本《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组织完善，设计合理，“书成未几，风行一时。” 这些都说明在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民间关于新式教科书的探索已经如火如荼。“蒙学教科书”就诞生在这温厚的土壤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