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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均为一时之选 文明书局创办于1902年，它的创办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此后这套书就被通称为“蒙学教科书”。据笔者统计，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具有如此敏锐的市场观念和良好的知识储备。 正是在现代教育分科设学的意义上，“蒙学教科书”堪称最早的“中国近代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他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江苏江北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他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张相文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幼读史汉，入江阴南菁书院，从华蘅芳治算学，在无锡俟实学堂任算学教习，后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习。他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编著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算学著作；于佛学亦颇有研究，编有《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蒙学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法政大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实践家。 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毛笔习画帖的丁宝书，丁福保之兄，字云轩，幼习经史，擅长书画。就学于江苏南菁书院时，常与吴稚晖谈论新学，并习英文、数学和理化等课程。创办东林、竞志等新式学堂，和吴稚晖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学堂。他还是文明书局特聘的美术编辑，并兼任书局附设小学的教员。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北洋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诸位编者中丁氏兄弟、秦瑞玠、丁锦、钱承驹、华循、俞亮等籍贯都是无锡。如果说江南是新教育的温床，那么无锡可谓近代教科书的摇篮。但遗憾的是，还有几位作者的详情犹如消失在历史迷雾中，查询不见。比如天文、地文、地质、格致4种教科书的编纂者钱承驹，编著动物、植物、矿物3种教科书的华循等人，他们搭建起的新知识，意义非凡，功劳甚大，有待日后钩索出他们的细致行迹。 “蒙学教科书”的作者旧学功底深厚，兼具传播新知识的眼光和勇气。他们编写的教科书，是时代浪潮撞击下的文化遗珠。 “蒙学教科书”的特点 考察“蒙学教科书”，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第一，在新学制呼之欲出的时候，“蒙学教科书”体现了教育制度化的趋势。这是它甫一出版即广受欢迎的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须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8门课程；初等和高等小学堂还要加上作文、读古文词、本国史、本国舆地、理科、图画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像文明书局那样，推出一套学科基本健全、能及时应用于新式学堂教授的教科书。唯有这套“蒙学教科书”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它能立刻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二，“蒙学教科书”的编纂具有较强烈的效仿日本教科书的色彩。 文明书局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汉译日本书籍在中国流行之时。大致清末新政10年是中国“师日”风潮最劲之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任达教授对此有充分论述。笔者曾统计出数百种汉译日本中小学教科书，高峰亦在这10年间，可证任达先生的结论。教本内容表现更明显。《蒙学动物教科书》编辑大意说明：“旧时动物启蒙、动物图说等书，译自西籍，条段不如东书之明晰。近今译出东邦动物各书，不少佳著，然大都宜于中学，欲为小学入门之用，尚嫌程度太高。是编斟酌繁简，颇费经营，洵足为初学导引之师。”该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翻译之风盛到连中国历史教学，也是“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批评这种主客错位现象，声明不照搬日人教科书，而要“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此种种，亦可说明日本对于中国近代化的中介和示范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