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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敏:中西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自的确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我在研究叙事文类时,就发现西方长篇小说中很早就有第一人称小说,但在中国白话长篇小说中,绝少采用第一人称,晚清吴沃尧的《二十年之目睹之怪现状》也许是比较早的一部。 陈文新:《游仙窟》就是。 胡亚敏:那个是,我主要讲的是中国白话长篇小说。将中西古典长篇小说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两者的区别是很多的,不仅在叙述人称上,也包括情节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特别是在心理描写上,中西古典长篇小说的差异非常明显,为什么会这样?这就需要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因为中国古典小说是直接从“说书”这种口头文学的样式发展过来的,冗长的心理描写容易使说书场的空气沉闷。加上中国古典小说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评说人物,这种叙述方式也限制了对人物内在心理的探究。若深入下去,就会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对人的思想的禁锢等等。又如,将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一比较,马上就会看出迥异的风格来。除了中国的写意传统外,中西时空观上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与西方戏剧强调结构的集中性和逼真地模仿现实不同,我国传统戏曲的时空处理相当灵活,只凭故事需要,三五分钟的表演就可以斗转星移。剧情的地点也是景随情变,境随人迁,一声将令,瞬间舞台就成了战场,而小姐一出场,马上又成了闺房。 彭修银:关于“致用”和“审美”的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们之间一直是一种游离的关系,既有致用的,也有审美的,只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文体它们各自有所侧重,而不是偏废。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学从总体上来看,不存在一种是纯致用的,也不存在一种纯审美的。但中西方的文学毕竟是在各自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两大审美文化系统,它们在其功能上,有很大差别。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史来看,“美”或“审美”,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其审美的价值一直是被遮蔽的。就像王国维所讲的“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严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严复说:“吾国有最乏而讲求者,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其在文也,为词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雕塑,为宫室,——美术者,统乎乐之属者也。” 二 主持人:下面我们集中谈谈中西文学形成的不同原因。 李春青:这个原因太复杂了。古希腊神话为什么跟中国古代神话不一样?简单地说,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形成了一种追问真相的冲动,这种冲动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 西方思想文化都具有重大影响。在希腊人看来,人们看到的东西的背后总有一个决定者,而这种决定者古希腊的哲学家列出了很多,如水、火、数、原子之类。到了柏拉图他设定了一个精神实体,“理念”。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之后,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总体上是想让文学去解释世界,揭露真相,去追问一个我们看见的东西的背后更真实的东西,这一思维模式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叙事。 而我们中国古人都不大去追问什么世界的真相。我们都是把这个世界和人本身联系在一起来看,凡是跟人有关系的,是人置身其中的,他就觉得有兴趣,就愿意去思考;与个人没有关系的,纯客观的东西,中国古人没有什么兴趣去追问。所以中国人的宇宙论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生命和人的个体生命是一个统一体,人的个体生命通过努力去和宇宙的生命结合起来,促进宇宙生命的展开,这是中国人关心的。我们中国古人没有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没有那种对于纯客体的追问的兴趣,所以我们古代的文学始终都是或者功用,就是你说的,有它的功利目的,有政治目的;或者有个体的精神上的追求,趣味啊,个体的自由啊,个体心灵的满足啊,等等,中国古人不关心纯客观的东西,如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啊,不追问这些。我觉得你要追问原因的话,那么中西方古代不同的思维模式,或者说他对世界不同的看法,这应该是一个原因,至少是两千年里面很重要的原因。 胡亚敏:我觉得西方始终抱着古希腊的科学观,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他们的认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可以言说的,是可以用概念表达出来的。但是中国古人对事物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我觉得是靠心领神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说,他是一种拥抱,是对外物的俯察,用整个身心去体验的,所以中国讲理讲的是情理,把情放在前面。再一个我觉得中国的艺术传统,从“诗言志”开始,“志”就是一个人的心。为什么我们小说啊,戏剧啊,不像西方写得那么细微?为什么西方的叙述文学那么发达?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歌造成了一种写意体系,这个好像应该从《周易》开始吧,神与物游,风从火出,人在山中,由一个实体去想像一个虚体,是一种写意的艺术。而西方呢,主要是讲模仿、认知、认识,它是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彭修银: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经历过从生理的快感到审美的精神享受的发展。但中西在这个方面是不同的。古代西方艺术家和美学思想家,很注重发现审美对象的超验性品格,而且将这个超验的品格与上帝联系起来。中国古代艺术家和美学思想家很注重于发现审美对象的经验功能,这个经验功能不是别的,而是人伦色彩非常浓重,与道德直接相连。一个是神学的附属品,一个是伦理学的附属品;一个为审美宗教化,一个为审美伦理化。另外,在审美活动中,古代西方注重审美活动中“美”与“真”的联系与相似性,把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活动看成是追求真理;古代中国注重审美活动中“美”与“善”的关联与相似性,所以把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活动看成是某种传播教化的功利行为。 从中西方艺术理论家对“什么是文学”的追问方式来谈。一般来讲,西方的追问方式是“文学是什么”决定“文学做什么”,中国追问方式往往是从“文学做什么”来回答“文学是什么”。这就说,一个是从文学的本体内容来考虑,一个是从文学的功能结构来考察。西方是以文学的本体内容来决定文学的功能结构。文学是什么,来决定文学是做什么。而中国一般用文学做什么,来解释文学是什么。赵教授的“限定时空言说”其实就是文学做什么来考察文学是什么。 主持人:说到中西文学差异的原因,要从中国文学的源头谈。一种文体言说的惯例,或者说言说的体式的确立,都有一个传统。中国文学的原点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能够追溯到原始宗教那里去。但是任何一种文体,它的言说的体式和惯例都是在西周或者春秋这个时代确立的。我们的词也好诗也好,论、赋也好,都是在这样一个礼乐政坛言说氛围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那些文体是因为政治,而不是因为人们表达情感而产生,它是用于政治的各种场合。后来我们的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虽然也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变异,但是它的变异不足以改变它的原有的那种主要的基因。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有些人说,诗源于原始社会的民谣民歌,但实际上歌和诗是有本质区别的。诗产生于先秦的政坛。赋产生于神坛的人神关系的言说,最早指贡献给朝廷的祭神物品。由于祭祀不仅要将这些物品即贡献给神灵的“赋”铺排陈列,而且必须由祭祀的主持者将这些陈列的物品之“赋”用话语向神灵一一列举,于是便有了赋这一文体。诗为在“寺”之言,就是“言”字旁加一个“寺”。那么“寺”是什么?“寺”最早是指神坛,然后发展成为“明堂”,明堂是集居住、行政和宗教于一体的周天子的宫殿这么一个场所。后来“寺”发展成为官府的名称,如卫尉寺、侍中寺、黄门北寺。最初《说文》里面解释这个“寺”为“有法度者”。为什么叫“法度者”?就是因为它是政坛用来发布法令的。可见,诗最早是政坛用于政治的产物,或者用以向君主进谏的工具。先秦的文坛实际上隐含于政坛和神坛之中。先秦的神坛就有很强的政治性,是由统治阶级把持的,而政坛就更不用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