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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敏:那乐府诗呢? 主持人:乐府诗也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为什么叫乐府诗呢?乐府实际上是官府设定的一个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是先秦采诗、献诗以观民风而用于政治的继续。先秦已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先秦政坛的言说形成了中国文体的重要的功能。它表现什么,写什么,这个传统已经形成了。 陈文新:我想,中西文学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一定有其复杂原因。我的一个可能不正确的印象是:中西之间的文体类型,相互之间不能重合的地方甚多;而对社会、自然和个人感情的态度,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有时侯,一件小事就可以导致重要的后果,这些微妙的差异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的。 三 主持人:近些年来我总有一种感觉,中国文学的研究很多时候是一种西方文学理论的诠释。中国古代将诗、词、文、赋、小说、戏曲都称为“文”,或“文章”。上个世纪初,西方的“文学”概念引入中国以后,人们开始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诠释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和戏曲等。在大家的观念里,中国的诗、词、文、赋、小说、戏曲与西方的“文学”好像是等同起来了。但问题在于西方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一点是学界普遍认同的。文学作为文化的结晶,它自然也应该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 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毫无疑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着积极作用。但民族之间文化是异质异构的,文学为文化精神的凝聚,各民族的文学也就不可能同构而同质。中国文学产生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环境之中,为中华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所规定,是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如果以异质异构的西方文学话语来规范中国文学,我们就免不了削中国文学之“足”,去适西方文学基本理论之“履”。这种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视域中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就必然被西方文学理论话语“文学”化而沦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从而失去“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和自性。因而,我们研究“中学”必须要有“中国视角”,从“中学”产生、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他的本质、特征。 胡亚敏:我在湖北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提出了一个词——“趋同性焦虑”,这是我这几年的深切感受。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差异,而是要警惕趋同性。从世界文化进程看,趋同性绝不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生态,社会的健康发展是需要差异性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研究西方文论,总觉得西方的理论很精彩,现在回过头来,发现中国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中国和西方都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载体。我们有责任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新的融合和发展。 彭修银:目前,我们的文学批评话语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西方的文学理论资源,如果运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建立一套文学理论话语系统,不仅可以很好地来言说中国文学的事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写作模式。所以,我认为赵教授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东西,我想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