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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牟钟鉴:《新理学》是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写的。当时大家在政治上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那在学术上怎么称呼呢?我提出一个“学术殿堂”,看看可不可以这样说。西南联大也是一个学术中心,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所以大家提起西南联大,就感觉非常自豪。其中的办学经验,我们应该很好总结。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中坚人物。“中坚人物”这样一个定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政治上,我评价他为“坚定的爱国者”。有这么几条材料足以证明。一个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很感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种很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写不出来的。我自己读碑文,总觉得热血澎湃。里面讲到“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气势磅礴。1948年冯先生从国外回来,那时候什么状态？很多人往外跑啊。但是冯先生坚定地要回来。他引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胡复可以久留”,这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伟大的爱国者。 其二,在人格上,“刚健中正”,这就是冯先生。1942年6月份,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想要以他自己的教材为主,把几个大学教材都规范化。冯先生就联合了一批教员说,我们西南联大有自己的传统,不能一个模式,所以不能改变。1943年,他代表一些人上书,督促蒋介石,开放政权,实行立宪。儒家有一个精神——“事君以道,不能则止”,在君以上,还有一个道。你(君)符合这个道,我可以和你合作,你不符合这个道的,不能则止,我不合作。 其三，在学术上,我觉得,他是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开一代学术新局面。抗战八年,西南联大是他做学问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以前,有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这以后,有新的《哲学简史》,还有《哲学史新编》。在这期间,是“贞元六书”,一年写一本,很快,这六本书就出来了。“新理学”我觉得应该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的探索,把中国古典的哲学和西方古典的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很有水平的成果。他是把一种理性主义哲学给发展了,而且建立了一套体系,把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结合起来了。 二 主持人:牟先生谈得很好,有理有据,很有启发,请大家继续谈。 李真:我来说两句。冯先生终身学术活动围绕的一个主轴,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冲突,如何在这个冲突当中自保,或者得到发展？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冯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问题经过长期思考的一个回答。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要现代化。所以我很同意刚才牟钟鉴说的,他是融合了中西文化,吸取了东西文化的精神。 新实在论给了冯先生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受到了西方柏拉图的理念的影响,从柏拉图的“理”世界、“真际”世界,相似地表达出一个“理念”世界。冯先生有“理”,还有“气”,冯先生的“气”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没有,冯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迹象,让我们去追溯,就是两个中国字叫“麦特”,“麦特”就是“matter”,就是物质的“质”。“matter”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讲的“质料”。他(冯友兰)论述这个“质料”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这和亚里斯多德如出一辙,这也是吸取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是还有一点很少有人看出来,冯先生还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冯先生不仅用到了黑格尔的正反合的模式分析问题,还提到了一个黑格尔的“理念”论与“新理学”的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共相和一般如何联系起来,虚无缥缈的“真际”怎么影响到实在世界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到了“具体的共相”一说,这样就把个体和一般沟通了,把具体和抽象沟通了。这就是“理在事中”。这就把“理念”论之于“新理学”的基本矛盾给解决了。这是困扰冯先生一生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不这么解决,永远也就解决不了。这在柏拉图那儿解决不了,在任何客观唯心主义那里也解决不了。 冯先生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什么是真诚的哲学家?他一生追求哲学真理,至死不渝,屡经挫折,绝不中断。我这里提出两个例子。 一个是他提出“抽象的继承法”。什么是“抽象的继承法”？冯先生认为过去的文化当中有值得吸取的东西,不应该一概否定。从今天来看,就是我们要以批判地继承我们文化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和文化虚无主义对立。而文化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一片打倒旧文化的呐喊声中,有谁敢提出这个论点？是冯先生。第二是所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时,提出一个革命的豪言壮语叫“放下书本,拿起锄头”。冯先生这个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我们哲学系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为主,学习哲学文献,掌握这些文献,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牟钟鉴:就是要培养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李真:对,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陈伯达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判冯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先生。冯先生明知道他这个文章提出来要受批判的,所以他的文章就叫《树立一个对立面》,这是何等巨大的勇气！ 关于新实在论我再做补充。新实在论的论点,冯先生很多是不同意的。新实在论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认为都是应该用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的。冯先生不赞同。所以笼统地说冯先生是结合了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是不够准确的。 主持人:这个观点是冯先生自己说过的。 李真:这是冯先生作检讨的时候说的。 胡军:但他讲的方法是一样的。 李真:方法当然是一样的。 余敦康:这儿我来接着说。我觉得,现在纪念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实际上“新理学”这个体系，不要从哲学上去说。给我的感觉,李真说的不是,胡军说得也不是。 (众人笑) 胡军:我还没有说呢。(众人笑) 余敦康:不要从哲学角度来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纯哲学的问题。 牟钟鉴:你这是“树立一个对立面”。(众人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