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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持人:陈战国,该你说了。 陈战国:我来晚了,也没有听见各位的高论,我自己随便说一点。冯先生,对中国哲学贡献非常大,他的书谁都看得懂。 现在大家都说儒家,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老是讲“心性”,从王阳明到现在的牟宗三,好像儒家就是“心性之学”。现在国内有些中青年学者认为它讲得好,因为它哲学味儿浓,它和西方现代哲学,像存在主义、现象学比较靠近,所以很喜欢这些东西。但儒家的真精神,还是冯先生说的。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有一个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被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笼罩着。中国的精神是有这么一个大的精神笼罩着,他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怎么体现呢?你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百姓,不为万世开太平,不为生民立命,那还叫什么“儒家”? 冯先生在哲学上我觉得最大的贡献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新理学》,《新理学》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方法论。就是,从西方学了一些手指。蔡元培先生到美国和他们讲,你们来美国,不是学这个,学那个,是要学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要把那手指头带回去,不是说带些金子回去。冯先生理解,这个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就是理性分析,即西方的理性主义的理性分析。什么新实在论啊?不过新实在论在这方面用的比较充分,所以冯先生就用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是接受了实用主义理性分析这样一种方法来“点”中国哲学。 第二点就是冯先生在《新原人》中建立的境界论。中国哲学,不管儒家、佛家、道家,都讲境界,讲人生哲学,不讲境界,那不叫人生哲学。但是之前他们一是不明确,二是不系统,到冯先生这儿,系统了。系统地把境界论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三点,就是《新事论》。我们这个民族怎么走？走现代化。冯先生有一句话,当然是讲文学的,但是我觉得普遍地适用,“现代化可,西化不可”,我对这话印象非常深。冯先生时时关切着中华民族的命运,时时关切着中国文化的命运。后来冯先生写七卷本(《新编》),我始终把它当成是《新事论》的后论来读。它讲了哲学的历史,同时它还是一个历史的哲学,它是用哲学去讲历史,尤其是近代和现代部分,充分体现了《新事论》中的一些思想。比方说第七册里的“仇必和而解”。你把江山打下来,这就是到了底了,完了该“和”了,不能再“斗”了。再“斗”就把自己“斗”乱了,一个国家是这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 还有一点,要“举一事而求理”,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这也是张载的话。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说我们马克思主义怎样怎样,教条主义也好,你把它叫成左派也好,它总是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原因就在于它那先设了一个理。这个理,还是个主观的理,它限定了你去做事。所以有人问我,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说,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哪个解决得好,哪个就是马克思主义。 牟钟鉴:这是实事求是。 陈战国:所以,冯先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说看一个人,主要要看他的思想。孔子生前做过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传下来的是他的论语,是他的思想,滋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至于他生前喜欢吃什么,喝过什么,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胡军,你来说。胡军:听了老前辈的发言…… 余敦康:这里不止一个老前辈,都是老前辈。(众人笑) 胡军: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我在昆明参加第八届冯学研究会,参观西南联大遗址,对我很有震动。 开幕式上,我说我参观西南联大有两种激情支配我。第一种就是爱国主义。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碑文,其中有一个写了“诗人的天赋是爱,爱自己人民,爱自己祖国”。当时的西南联大,不管是教授、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样。 第二点就是学术研究至上。西南联大如果没有学术,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当时梅贻琦有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什么是大师?学问好,学问大,这样的人,西南联大确实有好多。就是这么两点。 那么这两点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点密切相关,西南联大中国最好,好在什么地方呢?抗战期间,很多人上战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拿起笔,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作研究,这是一种很长远的眼光。打完日本鬼子,中国怎么建设?大学必须讲求学术自由。要让像冯先生这样优秀的教授,独立思考,系统思考。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经济建设是一方面,文化建设同样重要。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学术。 冯先生关注的东西,现在都成为我们学术界热点讨论的话题。什么“照着讲”、“接着讲”,比如说“抽象继承法”。冯先生很强调问题意识,他知道当前的社会,人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接着以很简捷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一点我本人做不到,没有冯先生这个眼光。另外就是他系统地思考。“贞元六书”每本书都二十多万字，很有系统性。 牟钟鉴：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有深度。非常有深度。 主持人：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