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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4] 有许多事经验推得通，但逻辑说不通。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和而不同”、“打是亲、骂是爱”等，这些要是翻成英文就很难：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和了，还不同；打，还是爱？西方人较难理解。但这对中国人就很容易。对中国人来说，只有经验行得通的道理，才是真理。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5]，农村中农民也常说：不要讲不打粮食的话，都是这个意思。“要管用”是东方人判断知识价值的标准。“四书五经”之所以被中国人列入至尊宝典，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经验之谈；《大学》之所以是中国儒生必修之书，就是由于它谈的是如何获取经验性知识的大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文化不讲原则，比如中国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但中国人的“道”与西方的逻辑原则相比，有着浓重的经验色彩，是“实事”中的“是”，是“格物”后的“致知”，[6]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东方经验最接近“实事”中求来的“是”，而不是“普世”中的“是”。“实事”变，则“是”变；天变道亦变。 经验型知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看病， 中医是先“格物”，即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中医医生必须与病人直接接触，这就是望闻问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药方，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辰，即使对同一病人，其药方也随之改变。在西方则是一个方子包一类，比如治胃痛，就用胃病药方，至于引起胃病的原因是不是一样，那就不是内科医生考虑的事。 中国文化重经验，追求简约，解决问题多用减法、除法和约公分母的方法，至简至美。西方多用加法和乘法，用增加分母解决问题。你看绘画就能看出来——西方的油画，浓墨重彩，天空都得描彩；中国画则利用现成的纸白，尽量少用墨，用墨越少，艺术性越高，遵循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和“少则得，多则惑”的方法。在医学上，西医看个小病，要依赖一大堆机器，成本大。一个小小皮肤病，它得要割下一点皮去化验，不然就说不出什么病。我曾看过一次感冒，看西医竟花700多块钱，其中500多块花在数据上，只有200块花在药上。而在中医同样的病，号号脉，不要钱，药费花了五块钱，病第二天就好了。中医凭经验号脉直接获取病人资料，而西医则依赖机器取得病人资料。比较而言，中医成本低得多，符合生态整体平衡的要求和节约原则。在军事上比如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跟西医“化疗”的方法差不多，对阵双方主力大规模搏杀后决定胜负。而东方的军事理论不是不承认牺牲，我们读读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比较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就会发现，毛泽东讲究是以较少的牺牲赢得较大的胜利。他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7]，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击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将全局中的劣势转变为局部战争战役中的优势。任战场形势变幻无常，自己却始终不失根本。 改革也是一样，东方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人批评说这不是理论，他们不明白：东方是讲经验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其间的理论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有右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进哪个村唱哪首歌，这是“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识也就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邓小平同时期的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直切苏联政治“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肢解成了“死人”。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经验型的文化传统蕴藏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8]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维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西方发展重要推动力是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一部分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退为前提；资本家的发展是以工人阶级的不发展为前提，这种前提后来转变为北方国家的大发展是以南方国家的大破坏为前提，资本中心的发展始终是通过对外围地区的不发展为前提。东方是农业社会，放眼上下五千年人类发展史，中国人如果按西方那种不计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国固有的经验型方式理解农业，恐怕中华文明早就衰落了。[9] 有人会说，现在日本、韩国这样的信奉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不也在西式道路上发展起来了吗？其实，这两个国家他们对于儒教的传承，只是学其形，没有学其实。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没有学到中国儒学文化的精髓。近代日本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西式“狼”道，终落个失道寡助并挨了两颗原子弹的下场。与有辩证哲学涵养的德国人相比，日本人至今竟对其近代失败没有反思能力。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印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样本，中国整个社会就跟竹子一样，尽管有晃动，但没有离根。而印度人的文化精髓被英国人铲除的差不多了，留下了只有像甘地那种的逆来顺受“非暴力，不合作”文化，这是文化中的糟粕。甘地很像中国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武训在中国受到批判，[10]甘地在印度则被尊为“圣雄”。可见，印度的民族文化已被殖民文化腐蚀得没有自己个性的根了。离开根，离开民族文化的精髓，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养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