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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西方文明模式带来的人类发展已不可持续。技术问题已开始上升到人的问题，经济问题已上升到政治问题。当历史从物的世界转入人的世界、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人们又会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政治研究难点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的利益的研究。利益争夺给学术带来的最大困惑是真假难辨”。所谓“兵不厌诈”是政治领域的常识，伪装在政治斗争中是基本手段。可这在西方的排斥经验的形式逻辑或数理模型中就很难解决。这些模型建立的前提是“真”字，但对于真的认识仅靠先验是不能完成的，它多是后天经验辨别的结果。比如在你的数学模型中有十只羊，但只有猎人才能发现其中是否有“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当数据进入模型时，就已被既定为“真”了。这在技术领域可以，但在社会学领域就绝对不行。数学模型是人制做的，形式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解决不了人心的真伪。即使经验考验过的“人心”，只要人没死，此时与彼时也是不一样因而对其真伪是无法确定的。 天下学问，尤其是社会学科，绝对不能绕过经验。不管什么结论，到真正见招儿的时候，就露出真假。看电视常有关于国际资源问题的讨论，学者坐在那儿要求各国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多元一点，站得更高远一点。我开玩笑说，今后电视此类节目设计，如让参加讨论的学者先饿三天，然后围着一块馒头讨论粮食安全问题。那时候，学者的眼睛就不优雅了，他们的眼睛就会死盯着馒头，他们的语言也就不会空谈了，其行为的“宽容”度也就不多了。理论一进入经验，尤其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比较而言，从认识论上看，经验之后获得的知识最有说服力；换言之，只有经验过的道理才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识。我们常说，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这是由于不同人的经验不同，道理也不同；同一个道理，面对不同人的不同经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用一个道理说服另一个道理，仅凭形式逻辑是不行的。只有在获得具体的经验之后，尤其是获得失败经验之后，大家接受真理的方向才能趋同。正如人被反复烧伤后才获得了关于“火”的知识的道理一样，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中国 党人才认同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道理。事实表明：共识是经验后的结果。一个人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党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对此，19世纪60年代使松散的德国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为了阻止威廉二世的冒险扩张政策而辞职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说： 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 ）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济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 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但由于其知识生成体系的差异，他们从各自的知识生成体系中生成的认识侧重面是却是不同的。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正如东方的“四大发明”技术下嫁到西方才能“生儿育女”的道理一样，西方这些大师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比较而言，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在实践上是用片面的方式推动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而中国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则更贴近人类学习能力的生长规律。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