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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西方文化中那种形而上学式分析方法，既是它的短处也是它的长处——这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东方人重综合轻（形而上学式）分析的特点使东方人以结果的价值评判过程的价值。比如流行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说法，都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思维特点。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以程序判断结果：医疗出事故，先查程序是否规范，程序规范，医生就没有责任。中医不这样，医生的名誉存在于结果之中。 西方的分析方法缺少辩证思维。西方人分析“变”的方法是把“变”定格为一个个“不变”的序列，即所谓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前490-约前36年）说的“飞矢不动”[11]。不变，是西方主流分析方法的逻辑起点。中国人是将所有不变都看成变，变，是分析的逻辑起点。比如《易经》中的“易”，就是以变为其逻辑起点。《易经·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将事物对立面的变易看为“道”的本质。东方人非常能理解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西方人则对此很难理解，比较典型的中国思维对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极致成果即“数理逻辑”的反映都比较迟钝。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人很有天赋，“微积分”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近代成就：一个“心”学，在西方就要被巴甫洛夫分解为许多生物神经单元，一个社会学则要被量化为大堆的数学图表，而日益破碎的欧洲版图几乎就是“微积分”式思维的图解说明。中国人解决问题靠合，西方靠分。二战迄今，欧洲版图越分越小，现在连科索沃、南奥塞梯都要独立。 东方人的主流认知是经验决定原则，先验的原则必须服从后天的经验；而西方人的主流认知则是先验原则决定现世经验，经验服从原则。先验的原则是固化不变的，而经验是无限变化的，前者是东方认识论的基础，后者则是西方认识论的基础。对于这种思维差异，列宁有精彩的论述：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阴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12] 西方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极致发展。它把被老子称之为“非常道”的语言都用数字固化和神圣化了。在西式思维方法中，性质固化是分析开展的前提，定量则是定性的前提。近代中国海归学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引入中国。在一次会议上我就见到有学者提出“有几根头发才是秃子”的问题，这是典型的通过定量而实现定性例子。对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说，结果与性质是同一的，而西方人来说程序则与性质是同一的。程序越不容置疑，性质就越明确。我们去医院看病，西医的费用多在获取化验数据，没有这些定量数据，就无法定性；中医的费用则多在药效，分析即号脉则化不了几个钱，甚至不花钱。对中医来说，治不好病，号脉的过程则无意义。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长于分析弱于综合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还是使西方在物理世界坐上头把交椅。西方数理逻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于物理层面的技术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出现，是它的物质成果：计算机大大压缩了所有机械重复性操作，比如文档检索、数学运算等的时间。但计算机（甚至机器人）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的本原问题，它只能给出“命令”程序，而不能制造程序及“命令”本身。而没有命令，计算机就不能工作。命令的制作最终需要的不仅是程序，更是辩证思维，而后者已越出“物理”的层面。没有人的辩证思维，任何技术都是一筹莫展。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一定也是辩证的存在。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而辩证思维则是形而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但仅有辩证思维，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只有辩证法加形而上学才能造成技术的绝对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中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东方文化中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一样。缺点只不过是优点的过度表现，而西方文化的优势表现高峰期是近现代的技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过度伸展已使其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反者道之动，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矫正恰恰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形式。 但是技术一旦摆脱了人的控制，就会对人类带来灾难；当技术发展到成为人类发展必须依赖的路径的时候，技术反成了人类发展的障碍。目前人类整个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地球资源贮存总量和环境质量却在日益下降，这使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升格为人类和自然的总矛盾。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的文化价值不变，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西方文明使人屈服于技术，公平屈服于效率，而人权屈服于资本。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资本总是逼使公平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北方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同时，南方世界则是“路有冻死骨”。技术的力量在资本的催促下成了破坏环境的和人类的异化力量。人的自由权利则因屈服于技术而持续萎缩：劳动力不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还日益受到发达国家出台的更严厉、更苛刻的法律限制；我们在享受因特网通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我们古老的私信保密道德却为现代技术所摧毁；卫星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垄断，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透明度，但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也裸露无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