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道经》，“德”先“道”后，[13]这说明老子重视的是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德”为“事”，“道”为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思是说真“德”是有“道”之“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说那种徒有虚表的无“道”之“德”，可称为“无德”。这与“道，可道，非常道”是同类判断句式：意即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的，而可言之道则是形而下的，因而不是真“道”；“非常道”，接近于形而下的“德”。《老子》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这与管子说的“德者道之舍”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德”与“道”两大范畴奠定了中国经验型文化的哲学基本。《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这是“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最早表述。《大学》的价值就是实事求是。 与西汉在农民战争中覆灭造成“实事求是”命题在东汉提出的道理一样，[14]大宋灭亡造成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救亡先救心。宋代知识分子对战国时期的《大学》中“正心”思想的挖掘及随后王阳明（1472-1529）心学在明代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大革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宋时“心”学的痕迹。明时，王阳明将心学推向极端并并形成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15]的命题，他从心学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将“格物”与“正心”统为一体，他说： 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16]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17]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18] 王阳明将这些阐释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已从以前的“格物”境界转入“正心”。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