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东——中华文明的摇篮、儒学发源地 黄河从老牛湾折头而南，又于风陵渡掉头东去，将一方沃土挽在臂弯中，这一方沃土名字就叫“河东” 。狭义“河东”，指今山西省运城、临汾两市（即晋南）一带；广义“河东”，指今山西省南部、中部一带或整个山西境内，历史上山西曾设置为河东路、河东道。 河东，正好处在太行山以西，黄河大峡谷以东（故名河东），依山傍水，位于北纬35-40度，气温适中；又有著名盐池——解池提供的生命之盐，是中国先民们理想的栖身立命之地。河东垣曲县寨里中华曙猿化石的发现，推翻了世界上许多古生物学家坚持“高等灵长类起源于北非地区” 的论断，将人猿进化向前推进了500万年。河东芮城县境内西侯渡遗址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前到180万年。河东新石器遗址已发现400多处…… 传说中的中国最早造人女神、华夏之母——女娲出生在河东（今运城万荣），黄帝在其出生地首开祭祖之坛。约公元前2600多年前，黄帝在古河东地区大战蚩尤，平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控制了盐池资源，抚万民得以安宁。史传尧、舜、禹都建都于河东，即“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许多考古学家断言：河东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说：“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这位考古学家还进一步指出，晋南这块地方至今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中庸》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说明尧、舜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而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则说明尧舜建都和主要活动之地古河东大地，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二、简评河东十大儒及其对儒学发展的特色贡献 在河东这块神奇的厚土上，在作为中华文化核心、骨干与主脉的儒学发展历史长河中，大儒层出，不绝如缕，脉络清晰，一一可案。现择其中十人进行简要析说： （一）河东二圣人 傅说——儒家文化启蒙期阶段一位重要的先驱 山西平陆人，起于“版筑之间”，从奴隶到宰相，辅佐商朝第２２代帝王武丁执政近６０年，实现殷商中兴，比孔子早800年，活着便被尊为圣人。平陆县至今仍保留和延续着数千年来民间在每年傅说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的隆重祭祀活动。 主要贡献在政治儒学上，其主要思想体现在《说命三篇》中。 关公——儒家文化的忠实践履者、有武圣人之誉 东汉末河东郡解县常平里（今运城盐湖区常平乡常平村）人。历代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而王、而帝，甚至与孔子并驾齐驱，称为文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民间对关公的崇奉更是到了极至，曾经村村建有关庙，河东（今运城盐湖区）建有全国最大的武庙——解州关帝庙。 关羽虽然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一生看的最多的书是《春秋经》，做事处世出色地实践了儒家学说，把“忠”、“义”二字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大大书写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上。 （二）河东八大儒 卜子夏——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河汾学派的奠基人 名商（前507～？），字子夏，春秋末年晋国文人，孔子72个著名弟子之一。孔子死后，子夏在孔墓守孝三年之后来到魏国西河（现山西运城河津）一带讲学，并在此成家生活，死后葬于河津市东新村村南。以“文学”著称，曾为莒父宰。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河东公”。 主要贡献：一、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帮助魏文侯率先称雄，并被尊为国师，发展了政治儒学；二、设教讲学传播儒家思想，相传《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传授下来；三、传教授徒，从教者300余人，连魏文侯和当时的社会名流吴起、李悝、公羊高、谷梁赤、段干木等都拜他为师，为河汾学派的形成做了重要奠基。 旬况——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先秦最后一位大儒 （约前336—前238年后），姓孙，赵国（今晋南一带）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先后在燕、齐、赵、秦、楚等国从政或讲学，曾为稷下学宫的领袖，担任过兰陵令。其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葡子亲著。其他10篇，有的为荀子弟子所论，有的为荀子所纂辑的资料。 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就在于他的“杂”，他的“异”，博取先秦诸子思想之长，以充实改造发展儒学。一、提出“隆礼重法”思想，发展了政治儒学。二、对哲学儒学的创造性贡献：1.提出“性恶论”和“化性起伪”说，这是其社会政治观、伦理观、教育观等的理论前提；2.提出 “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人“能群”而动物不能“群”的“明分使群”说；3.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明确地对天给予自然的解释，即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就是唯一实在的物质世界；4.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说，即人的认识是在形体的基础上产生、从感觉开始的认识论。5.荀子作为先秦最有成就的逻辑学家之一，其在在逻辑研究上的贡献，主要在概念论上，提出“制名以指实”。三、复办稷下学宫，被尊“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育人传教。 王通——“五子”之一、提出“三教可一”的理学先驱 （581-817），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万荣）人，谥“文中子”，出生于仕宦兼儒学之家，博学多识，胸有大志，“年十五为人师”，所著《太平十二策》被世人称颂，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中说》一书中。在三字经中，与春秋战国大家荀、杨、老、庄并称为“五子”。 主要贡献：一、因应时代变化，弘扬儒家的王道理想，开创了“河汾之学”，发展了政治儒学；二、第一个站在儒家立场上明确提出“三教可一”，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融佛、道二教，取其长以改造发展儒学；三、批判、清除了两汉以来以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为中心的天命史观，构建了一个与理学十分接近的新的思想体系，为影响中国近千年的理学思潮形成做了直接的思想准备；四、缔造了河汾学派，鼎盛时从教者多达千余人，其门人迭处卿相要位，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 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大唐文儒 （773--819），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贞元进士，“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后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了“辅时及物”、“兴功济世”的理想，并满怀热情地去见诸实践。但时代没有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使他的才不得施，贬斥终生，赍志以殁。柳宗元未能在政治上挽救唐朝的颓败，却在文学、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主要贡献。一、强调经世致用。不赞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条以矜世取誉，特别强调通经以致用不重章句，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二、主张兼综百家。提倡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兼取诸子百家，对待异质文化不像韩愈那样简单排斥佛，主张取其“韫玉”以佐“吾道”，表现不主宗一家、出融会贯通、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开创了儒家文化开放、兼容的优秀学术品。 孙复——“宋初三先生”之一 字明复，北宋晋州平阳（今临汾）人，曾举进士兵不弟，退居泰山讲学著书立说，世称泰山先生。与胡瑗（安定先生）、石介（租徕先生）并称三先生，对宋代理学有开创之大功。 司马光——“道学六先生”之一、著名史学家、政治家 （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因其祖籍涑水之乡，又称“涑水先生”。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被朱熹称做“道学六先生”。 主要贡献：一、人性论上坚持中道，“尊杨而抑孟荀”，发挥杨雄“性善恶混”思想，提出了人性“善恶兼有”说；二、儒家道统论方面主张开放包容，推崇荀、杨，与宋儒贬杨、荀形成鲜明对比；三、千余年来中国政治标准参考书的《资治通览》，及其做为一代名臣的政治实践，发展了政治儒学。四、对理学有开创发展之功。 薛瑄——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明代河东学派创始人 （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山西河津县平原村（今属万荣县）人，出生于职业教育家庭。薛瑄七岁《小学》、《四书》即能成诵，十三四岁《五经》、《四书》能通大义。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读书录（十一卷）》、《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 主要贡献：一、改造发展理学，推动实学兴起。适应时代要求，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并在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有“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之称。二、创建了河东学派。河东学派是明代理学思潮中与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相并的两大主要流派之一。主要是按照他毕生倡导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培养造就的一大批学者。初时，其弟子及从游答问者七十余位，但在思想界，他门生遍及四方，他的思想经由门生弟子们流传，使得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了广泛的崇奉和信仰。三、促进关学中兴。关学（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的一大批学者都从学于薛瑄，尤其是关学集大成者的吕楠，既是薛氏后学、河东学派的重要学者，又是关学中兴的著名人物，他成为河东之学和关中之学的中介。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薛瑄造就了明代关学的中兴。四、政治上忠实践履儒学。他从四十岁步入仕途，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通议大夫、翰林院学士、左侍郎。他从政讲求重民、爱民，“以爱人为本”，并坦然清廉，刚正不阿，光明俊伟，成为受时人称道的直臣。 傅山——清末明初社会活动家、思想家 （1607—1684年）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北郊）西村人，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为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傅山作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 主要贡献：一、坚持大义气节，实践儒家人格理想。清军入关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出家为道，身着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与顾炎武结为同志，组织反清机构。拒授康熙帝的“内阁中书” 之封，表现出仁人志士“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二、研究子学，独辟新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三、博学多才、“六艺”皆精。诗、文、书、画、医学等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 三、河东学派或河汾学派的特点 汾河从河东大地自北而南穿过，故河东又称河汾。以上述先贤大儒为代表的河东精英在学术上形成的特点可归纳总结为１６个字，即：儒学为本，兼收并蓄，经世治用，与时携行。 儒学为本 何为儒学？儒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儒学指孔学，即孔子创立的以仁学和礼学为核心的学说；广义儒学，是中华民族优秀先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骨干与精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学术根基，是中国立国兴国之基，是中华民族立族兴族之本。河东的先贤们无一不恪守儒学之精髓，为自己、为亲人、为乡人、为天下人不断营造、精心守护着共同的精神家园。 兼收并蓄 河东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河东人在学术上自然呈现出比其他地域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无论是王通提出“三教可一”，还是柳宗元的不主一宗，纳佛入儒，亦或司马光赞荀、杨等等，我们都可从中看出这种不盲目排斥异质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优秀学术品质和胸襟。 经世治用 强调学贵践履、学以致用，立功立德重于立言，几乎是河东先贤大儒的共识，他们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上几乎皆有建树，许多人出侯拜相、立下不世之功。然而，随之而来的美中有憾，许多人虽有大功、大德、大思想，但因立言不足而往往难以入祀或受后世推崇，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与其贡献不相称。例如：许多人知道明代有王阳明大儒与姚江学派，不知有薛瑄大儒和河东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门户之见是重要原因）；山西人妇孺皆知大文学家王勃，却鲜有人知道大思想家王通。 与时携行 儒学是一条长河，穿高峡，越荒漠，经坎坷，从远古流淌至今，有波澜壮阔，有狭小细流，乃至断流，今天她分明已起出低谷，正待百川汇集、浩荡洪流形成之势；儒学是一棵大树，经历过繁茂的春夏，丰硕的秋季，也走过箫杀的寒冬，如今她将顽强不竭不生命活力向世人尽情展现。河东学派在经历过１９１９年以来的短暂低潮之后，也迎来了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春。 历史是否有相似？隋王朝经历了短暂的38年（581-618）之后，迎来了大唐盛世。民国也恰恰经历了短暂的38年（1912-1949），之后，新中国逐步由稚嫩和柔弱走向成熟与稳健，新的“贞观”之治已无可置疑地初露端倪。 “唐太宗贞观之初，精修治俱，文经武略，超出近古，实永三百年之业，斯（文中子）门人（迭处卿相要位）之功过半矣。”河汾学派以“三教可一”的开放学术胸怀和学贵践履的优秀学术风格为大唐盛世培养了一代杰出的奠基功臣，大唐盛世也为他们展现才华、快速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舞台。而今，以“三和”（和谐构建，和平统一，和平崛起）为内涵和标志、比之中国以往任何盛世都将更为持久、更为壮阔的新“贞观”之治历史大剧正缓缓拉开帷幕，她热切期待大批既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既有精湛的现代科学专业，又有良好的儒家人文素养的精英人才——“一流演员”闪亮登场。 能否再兴河汾之教，再造人才硅谷？——坚持和倡导“儒学为本，兼收并蓄，经世之用，与时携行”的河汾学派期待着新的作为和时代辉煌。 （2004年发表于儒学联合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