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邮报》登出了秋风老师“你可能不认识”系列的最后一作——《你可能不认识的董仲舒》，站在宪政角度重新梳理董生的生平行事和时代价值。这样的认知评价，虽并非破天荒之举，然而在这个仍然是外人“阳儒阴法”、“强化封建帝王专制”等教条定性消融不能，而即便在所谓“儒门”内部也主张其“背弃先秦儒家原始教义”等判定的集体意志下，也算是久违难得的逆向“顶风作案”。 不过对于董生的褒扬文字，笔者仍不免深感“意犹未尽”。原因便在于太史公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引语总结——“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虽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仅仅烘托董生一个人的事迹与声名，多少还是有些不够“尽善尽美”。 事实上，这样的“不足”在后世（主要是近现代以来）对道学史脉络的梳理中，就变成了一种莫名的“尴尬”：无论是赞颂之辞，还是抨击之语，似乎除了董生以外便无话可说了。如果说将人物评价比作树立一个靶子的话，那么连充当箭靶资格都被“剥夺”的前代儒林诸生而言，这种被后人集体付之脑后的无视感，虽说因为少挨些口水可以当作一种“万幸”——但从中华文化而言，其实才是“凄凄惨惨切切”的大不幸吧！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开篇《劝学》之语中，便提到了务本奠基的重要性。儒术在汉武之后得以重焕光芒，董生自其功劳值得被铭记；但同样的，后人不能忘记在董生之前的那一代又一代有名或无名的“守执先王之道而未悔”的儒林生徒们在这条道路上所付出的一切。没有他们任凭世道变迁飘摇，仍以岿然不动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祖述宪章，道学就不会在数百年的延续中迎来她所应有的大兴于世，儒生们所能集结出的能量也不可能让时局“金石可镂”了。 翻开历史卷章仔细去端详，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条在后人看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筑基之路，其实到处都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儒生们在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中无数次的碰壁，挨受着外来的鄙视和嘲讽，有的甚至付出了血泪和生命。他们曾经在浩瀚历史长河的存在与举动，决不能因为史料久远而造成的厥失为后人所遗忘，甚至是背弃和毁灭。 时光转回2500多年前，在那个废弛崩坏的年代，一个对七十子之徒人生而言最大的噩耗降临了：那个教授他们研习四术六艺，如泰山梁柱般的师与父孔子离世了。而对这些沉浸在服丧悲痛中的生徒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在考验着他们——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每个人的选择，又将会是何去何从？ 最终，七十子之徒的选择，在史书中的记载里也很简单干脆：他们与邹鲁之人环绕孔子冢筑家形成乡里，以“二百余年不绝”“独不废”的始终如一去奉祠着圣人，以及研习并传承圣贤之道学。 只不过，这样的坚守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一个“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世道，仍然坚持“述唐虞三代之德”的儒生自然是被打上了“迂阔”的字眼，眼看着那些拿着所学技艺投世所好，一个个在富贵荣华中飞黄腾达。这还不算，那些得意洋洋者还总是喜欢缠绕在儒生身边，抛出那些早已在恶俗熏染之下被颠倒混淆的观点说法。如同子贡经常面临外人对其成就的“赞誉”，并以此来毁谤在他们看来“一事无成”的孔圣人；在孟荀的周围，总是有人对他说苏秦张仪是伟光正之大丈夫，告诉他们汤武革命也不过争权夺利的篡位，讥笑儒者于国于家不能谋取必要的利益……而到了在后人看来儒术早已得到“独尊”地位的汉昭帝时期，一场本只应涉及国家经济政策之争的盐铁辩论，在最后被编撰成书的《盐铁论》中，竟然也有将近四成的内容，是在争议洙泗之徒和先王圣贤的历史评价！ 若光有外人的冷嘲热讽，还不算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曾经谈笑言欢的学朋内部，绝对不是每一个生徒最后都始终如一地将学道贯彻下去的。正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在三千弟子被授以四术六艺而学风广开后，其中有那么些“多得一察而焉以自好”的人便开始将经过润色包装的“新学时说”推销于世。“奇货可居”心态下的眼球效应是巨大的，世人的吹捧，诸侯们的争相重用，让那些投机者一下体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名利感，于是便变本加厉走上了与过去所学南辕北辙的道路。而没有委曲自家学知的儒生们，则被扣上了“不能知变通、识时务”的帽子，他们所坚守的先王之道则以“过时”之论被冷落扔弃。一时间，显耀于外的都是“执其一端而推至极”的杨墨名法之言。 此时，儒林诸生们正为了生计游散于诸侯之间，而各自处境也多有不同——“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但是，他们传承先王先圣之道的决心和意志却是共通的，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因素而改变过。一旦需要为此有所作为，他们可以立即抛下眼前一切倾力而为——只需要等待拨开云雾见太阳的那一刻。 然而，现实还是很不留情面的。不知不觉中，诸侯们的利益厮杀争夺战也的确是有了鸣金收兵的一刻，然而最终的胜利者，却是那个曾经为山东六国所轻视的秦国！经过百余年的蚕食积累，突然间一跃而上完成了对六国的压倒性胜势。对于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成为了天下的新主，儒生们在唏嘘数百年战乱终于完结的同时，也隐隐嗅到了这个新进帝国所散发的不祥气息。 果然，自诩威名盖世的秦始皇，以及将师说过犹不及的李斯，在赫赫权欲之下终于对一直叽叽喳喳以古非今的儒生们痛下毒手。借着博士们对分封郡县的辩论，他们抛出了“焚书”之策：烧毁除秦记以外的六国史记（因为对秦之行为多有贬斥），以及民间所藏诗、书和百家语等书籍；保留的只是不涉及思想争辩的专业技术类书籍，所在焚书上有违抗的，无论官民皆被严处。不仅是《史记·始皇本纪》如此表述，《六国年表》中也以：“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的记载证实了六国史记的泯灭。诗书等典籍之所以还能流传于今，也多亏民间不惜生命之危的藏匿之举；而存放于周室的各国史记则因为对秦之行为多有贬斥——从这点而言，也可以看出战国时虽然周朝之于诸国的统治力虽不在，然而对历史记载的统合权仍然是得以存留的——于是秦将存于周室的各国史记基本销毁，不可谓是中国历史之一大损失。或许，那些失落于现存史籍中的诸生们的活动，就在其中被无情地给抹去了。 而另一个借口（其实也是寻不死药的卢生、侯生二人抨击始皇专断朝纲而天下莫不惧怕的世态选择了逃匿）的制造，则借“妖言以乱黔首”之名牵扯出实际毫无相干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多名，最后悉数阬杀于咸阳。且不提全国的震惊，连身为秦太子的扶苏也看不过去，劝谏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可惜这些都已经不能阻止始皇的暴虐，扶苏被流放直至最后被赵高矫旨令其自尽，算是彻底掐灭了秦朝祈愿社稷万世不倒的微弱火苗。 面对思想钳制，面对人身杀戮，洙泗之徒与暴秦生存不共戴天之深仇。于是，便有了那位后来投奔陈涉而英勇身死的孔鲋，在焚书令初下时与陈馀的那番对话：“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正是怀揣“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样的谦信和使命感，缙绅先生之徒纷纷投奔反秦义军，并最终助昔日六国子弟所集结的十八路诸侯灭秦雪恨。 接下来的楚汉相争，或有投项籍者，或有奔刘季者，或有留守邹鲁者，却未尝不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诵经典。即便是刘邦垓下完胜项羽后兵围邹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的泰然自若，还是让这位天下新帝一方面恪守礼义归葬项羽，同时以太牢祭祠圣人，才使鲁地开城归降。而汉家天下既定，尽管仍然沿袭秦故，但对于诸儒而言，如今这个兵戈息宁的世道，正是将那个牵绕了几代生徒的未了梦想付诸实施的时刻。于是才有了郦生陆贾叔孙通等人的事迹——通过各自的方式成功劝服了那位出了名厌恶儒生的刘邦，也为重新启动修订经书讲习礼仪之进程打开了便利之门。 尽管在今人甚至是部分前朝代的认识里，叔孙通式儒生是一步步地在强权面前沦陷原则与操守，将先王之道拱手捧到专权帝王的手中。这里且不论中国帝制时代的“专制”特质究竟如何，其实不同朝代的表现形式也是有所分别的。至少在汉朝新立时，最为犯愁的事情不是严苛制法，却是朝廷没有一套普遍通用的礼仪模式，无法约束那帮自恃军功甚高而无法无天的老粗功臣们，而叔孙通们对这一时机的良好利用，不仅赢得了儒生在部分政务上的影响力——尽管当时还说不上什么实质的权力，也从侧面助推了学风的复兴。而经过一番初步修饰的汉制，终究与纯粹的暴秦苛政不可同日而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贪婪享受天下初定的祥和之境。从这一点来说，太史公“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的褒扬，不仅是送给叔孙通本人的，也是给所有在那个时期下历经艰难抉择的儒林诸生们——最终，他们的希世度务，以及于时于世的进退变化，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儒家学教基本义理的光辉一面，并将其重新光大于天下。 当然，尽管努力和成果都是来之不易的，但距离洙泗之徒的理想目标还是不够的近。但在当时政权新立、各方仍亟待稳定的时局下，要彻底恢复庠序之教，依旧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到了汉惠、吕后时期，把持朝政的还是那些军功武将，唯一算得上再进一步的便是自始皇焚书以来便施行的挟书禁令终于得到官方的废止确认，终于让那些不惜生命危险也要保住经籍原典的诸生们长舒一气。 终于，一直潜心民间进行着修订讲习工作的儒林诸生们，迎来了来之不易的发展上升高峰期：诸吕之乱为军功将臣所平，拥立时任代王的刘恒继位。而正是这位喜好“刑名之言”和“道家之学”的汉文帝，却在统治期间开始征用儒士，广开学路，以阐发学教之义：贾谊，年少成名被召为博士，颇为文帝所器重，不仅给予其破格升迁，并且将制订仪、法、律、令等重大制度事宜的工作均交由其负责。晁错，被文帝派往济南府，向当时治《尚书》的大家伏生存续躲过秦火和战乱之下《尚书》经义。若再加上言《诗》的申公、韩婴，习《礼》的徐生等人，武帝时《五经》博士设置的基本轮廓已出。而无论是给予《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四书解经之“传”的地位，还是“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甚至是汉文帝身体力行实施务农本、与民时、废肉刑、习兵戈等举措，不仅为为持续四十余年的文景治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表明这一时期儒生的施展空间都有了较大的拓宽。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当世还是后世，无论是史家的史书还是在儒生的论著中，给予这位并非崇儒起家的皇帝以极高的评价。 然而，纵使在这位皇帝治下获得了如此的发展良机，但儒林人士继续向上发展的空间却依旧有限。在阻碍发展继续的因素中，军功集团诸旧臣对儒生的藐视与猜忌，无疑是最大的致命伤。贾谊在元老们的排挤和施压下被汉文帝放逐长沙，之后其改制削藩之言也多不采纳。而置立《论》《孟》《孝》《雅》四书博士的破天荒之举，则更是时日不长便半途而废，以淡泊清修为理由不作修订礼仪律历修之意，也让好容易略有发挥的儒生们意识到：他们心中所谓的时机，或许并没有完全到来。 汉景帝即位后，随着窦氏一族的专权，儒生们察觉到自己的活跃度反倒不及文帝时期了——尽管如辕固生、胡毋生和董仲舒等大儒均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博士的，可惜他们自己和所提出的意见建议，都只能被当作上位者的摆设晾在一边。辕固生两次与好黄老人士的“交锋”经历，便是这种失落的最佳写照：与黄生争辩汤武革命，被汉景帝和稀泥打断，而使后学皆不能明“受命放杀”之说；讥讽窦太后读《老子》“乃家人言”，几乎令己陷入命丧。即便是晁错颇为受景帝重用，但景帝也更重于其削藩之言，而晁错自己也无暇治学，最后在“七国之乱”诸侯叛军逼近之际，更是落得个弃市身死的下场。可以说景帝时期，儒生们除了在被征用入阁上有所建树以外，便处于长时间的沉默当中。 而即便是被后世誉为是儒术重见天日的汉武帝时代，其中经历也是一波三折。由于武帝本人、丞相魏其侯窦婴、太尉武安侯田蚡皆好儒术的关系，鲁申公的两位生徒赵绾、王臧分别为提拔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加速了儒术复归昌明的步伐。只是这来势汹涌立即引起了仍然称制的窦太后及其势力的不满和反弹。在赵绾提出朝廷不应再给予窦太后议政的权力后，窦太后反以赵绾、王臧的立明堂、辟雍之事，将两人下狱并令其自尽，同时免除了魏其、武安侯的职务，诸生的苦心经营遭受重大打击。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惩戒也绝对扩散到了所有贤良文学之士的头上。但即便是窦太后自己心里也明白，儒生们仅是在汉朝新立后的七十余年里，其诵习之风一日未定，其明礼法兴学道的步伐一日未息。而此时，经历辛苦积累的儒生势力和同情者早已成气候，自己所做的无非只是暂时阻拦一下日益迫近的时代车轮而已。六年后，窦太后病逝，最后一个阻拦儒术再起的旧势力倒下，罢黜独尊之言既出，于是天下重归邹鲁教习之中。 看起来到了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儒林诸生的数百年锤炼历程总算要接近尾声了。然而，事情的确没有那样的轻而易举。如同后世史书所记载的那样，皇帝个人的独断专行，上位官僚们的交相争利，以及把学术为台阶的曲学阿世之风，都成为了后世儒生在历代朝政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在颠簸行进中受尽困苦，有的依然付出了血泪与生命，然而正是凭着这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道路上的如一坚守，千年中华文化的脉络始终延绵，根基依旧坚实，并在学知践行的交错碰撞中迸发出一个又一个的璀璨火花。 只是，也仅仅是只是，在离这条历史长河渐行渐远的今朝，我们能否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把自己带回到那段过往的时光中，多多少少向那群任凭时代变幻，仍不改其志的儒林诸生致以敬意？正是他们的“功在不舍”，塑天地之心，立生民之道，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这样的道路哪怕遭受他人的嘲讽羞辱，以及强权的轻蔑压制，也从来不会有被阻断的一天，也始终会如朝夕循环一样，始终迎来日月星光的普世照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