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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美国高等教育年鉴》2007年4月20日) 保罗•摩尼撰 王达三 译 孔子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然而，他的思想曾一度遭到批判，他的著作曾一度被禁止。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研究并称颂孔子。 北京正在起变化 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哲学系副教授唐文明正在主持一个由十名博士生参加的课堂讨论，主题是希腊和儒家的美德观念之比较，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唐文明背后的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汉字：天和地、道德、美德等等，偶尔也会看到几个英文词汇。 唐文明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然后把话题转移到儒家和道家观念的异同上，接着又转移到太极、阴阳等一些中国经典范畴上。学生们则不时地敲打着键盘，把相关信息输入到笔记本电脑中。这堂课八点开始，时间是三个小时，本来在25分钟之前就应该结束了，但学生们还是不断地提问，而唐文明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唐文明“先秦儒家伦理课程”上的热烈氛围，仅仅是风靡中国的诸多儒家文化热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老师和学生在教室里讲授和学习曾一度被禁止的儒家思想，大众则抢购与儒学相关的书籍，并推动了与儒学有关的话题成为大学校园内的热门讲座。 2500多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既得益于官方学者的大力提倡，也符合中国社会重视伦理道德和强调等级制度的事实。但是到了19世纪末，中国因为无力抵抗外来侵略和拯救大众出离水深火热，因而不得不在崩溃的边缘上进行痛苦挣扎。 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指责孔子（551－479BC）——外国人通常称之为confucius，认为他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负责。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由于痛感于中国外交的重大挫折，知识分子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出要以“科学”和“民主”来取代“至圣”孔子的地位。 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孔子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和攻击。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遍布全国各地的孔庙被激进的“红卫兵”破坏殆尽，而研究孔子的学者们则被警告要保持沉默，有的甚至遭到毒打与迫害。“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试图彻底抛弃自己的思想、文化和传统的民族。”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彭国翔说。 如今，经历了百余年被认为是中国发展障碍而倍遭攻击的儒家思想，再次被看作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等难题的药方。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除了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以外，还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日益上升的腐败、犯罪、离婚等问题。学者们说，中国已经很少有人还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发展到足以取代它的位置以弥补信仰真空的程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感到了信仰的空虚和混乱。 “中国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到自由市场经济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感觉到中国再也没有了价值信仰。”夏威夷马诺大学（Manoa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Robert T.Ames说。 包括诸多学者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认为，儒家思想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僵硬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本土哲学。“当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并逐渐找到自信的时候，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文化叙事并赋予其相应的意义。”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教授、北京大学富布赖特项目基金会(Fulbright)学者Stephen C.angle说。 成功的回归 今天的儒家学者被众多的儒学爱好者所追捧，这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是不可想象的。在书店里，有关儒家思想的书籍和DVD，以及被翻译成中文的一些外国人写的相关书籍，往往被放置在最显眼的位置。具有超前意识的大学，都打出了儒学课程的广告，目的在于吸引企业老板。比如，北京大学为成功商业人士开设的为期一年的“国学班”，收费高达5000美元——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在全国，大约有18所高校开设了类似北京大学开设的儒学课程，或者设立了专门的儒学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举办各种形式的儒学会议，已经成为常事。“仅在去年一年，我就参加了14个儒学会议。”同时身为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的彭国翔说。 清华大学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贝淡宁（Danel A.Bell）于2007年春季发表在DISSET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有关儒学的书籍和会议几乎成爆炸状态，以至于那些致力于儒学研究的人都感到已经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 1979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大门开始敞开，也释放出了脱离僵硬意识形态的信号。有关儒学的书籍开始出现在一些大学的书架上，但大多是来自港台地区少数著名学者所写的著作——这些人在今天被称为“新儒家”，他们曾艰难地在大陆之外保存着儒学的薪火。 在过去，大陆的学者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学术兴趣，不敢公开发表有关儒学的文章和书籍。但最近几年来，许多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大陆学者开始把兴趣集中在儒学或中国其他学问之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去年十月份，41岁的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教授于丹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她站在讲台上，按照自己的理解，用轻松活泼的语言，一连讲了七次《论语》，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论语》热。 数以万计的人们加入了《论语》热的狂潮。根据于丹讲座整理出版的《论语心得》在其后的四个月内卖了三百万册，是此前最畅销书籍《哈利•波特》销售量的两倍之多。贝淡宁说：“人们正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以填补自己日常生活的空虚，而于丹的讲座正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要。” 蒋庆是一位退休的人文学科教授，现在为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著名也是最保守的儒家。他认为于丹把儒学的理念过于简单化了，但他却为于丹的努力而喝彩：“原先人们认为儒学一无是处，但是今天人们却发现儒学有着重要的价值。真是难以令人置信！” 中国共产党显然默认了人们对儒学表现出的热情。贝淡宁在DISSET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儒学强调尊重权威，这为当局提供了一个比“基督教”以及近年来在大众中声势趋大的“法伦功”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更具诱惑力的选择。 去年十月份，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创建和谐社会”提议，而“和谐社会”显然是儒学的一个观念和主张。这个决议强调，党应该转变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执政观念，而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开始关注穷人利益的开始，因为2005年在中国曾爆发了87000多起农民和工人的抗议事件（据官方统计数字）。 但是，中共对儒学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一位因担心带来麻烦而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说：“如果儒学的复兴威胁到中共的利益，他们会毫不客气地阻止这种复兴。”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蒋庆努力了五年才使他的《政治儒学》一书获允出版（三联书店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有很大删节——译者注）。他的著作和文章在大陆通常难以正式出版或发表，因而他不得不移师到台湾或香港发布，或者是发布在一些管理比较宽松的网站上。 与蒋庆命运类似的是贝淡宁。当他在中国大陆一家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官员应该以儒家模式进行考试和选拔的“现代儒学民主”的文章时，官方审查人员迅速责令这家期刊停刊整顿。 贝淡宁的《超越自由民主——东方模式的政治哲学思考》一书已经在去年由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出版。这本书主要探讨了儒学与东亚的民主、人权以及资本主义的相关性等问题。目前，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贝淡宁希望官方审查人员能够允许这本书在大陆正式出版。 真诚的儒者 根据贝淡宁的看法，许多儒学研究者本身也是真诚的儒学信奉者。他们毫不掩饰地希望，博大精深的儒学能够成为缺乏道德的中国社会进行道德重建的基石。 蒋庆说：“每天，我们都会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到或听到一些有关道德崩溃的坏消息。”他举出了一长串引起人们公愤的例子，比如出售假冒伪劣药品和酒水、医疗腐败、伪造学历文凭、抄袭剽窃论文、公共领域贿赂腐败盛行、学校甚至出售文凭以谋取暴利以及豆腐渣工程，等等。 蒋庆可能是最激进的致力于儒学复兴的中国学者。在许多文章中，他都坚持认为：唯有儒学复兴才能拯救中国！在长达462页的《政治儒学》一书中，他提出要建立“三院制”的政治制度：官员应该由推选产生，而候选人必须接受儒家经典的严格教育；儒家士大夫确保儒家文化的传承；权力最大的机构将由那些忠诚于儒家思想的人来组成。 蒋庆甚至希望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以儒学课程取代马克思主义课程。他说：“儒学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和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基本的道理你都应知道并奉行。” 53岁的蒋庆早年学习法律，但如今他在中国南部山峦起伏的贵州山野创办了一个自己的儒家书院（即阳明精舍——译者注）。在这里，他经常邀请一些学者参加有关儒学问题的讨论或研究，有时也会举行一些儒教仪式（祭拜孔子和阳明等古圣先贤——译者注）。蒋庆还因穿戴传统服装而广为人知，因为他认为传统服装具有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 有些学者认为，对儒学不加反思而盲目崇拜的现象是有问题的，儒学信奉者以儒学简单地置换或取代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足取的。 在清华大学学习政治哲学的研究生吴云（Wu Yun）一直在钻研外国学者研究儒学的书籍，因为她认为许多中国学者把儒家思想作为不能怀疑和改变的信条。她说：“中国所谓的儒学复兴不是很理性。” 彭国翔把类似蒋庆一样的儒者称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严词拒绝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观念，而原因仅仅是这些观念起源于西方。在彭国翔看来，真正的儒家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不同的观念，必须把儒学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里面应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一系列的现代观念，这样儒学才会对中国有所帮助。他说：“儒家的真精神，与其说是感情的，毋宁说是理性的；与其说是排外的，毋宁说是宽容的。” 不管儒学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复兴或发展，它都不会很快昙花一现而销声匿迹。尽管有许多人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儒学的存在，但2500多年以来儒学传统确实通过不同形式渗透进了中国社会。吴云说：“儒学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我们天生就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 毕竟，儒学虽然经历了“五四”一代激进派的猛烈攻击以及三代共产主义统治者的政治压制，但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到最后，它有可能会把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都远远地抛在身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