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儒家文献总目》代替《儒藏》编纂 作者：曹景年（中国孔子研究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初六日乙未 耶稣2016年3月14日  最近翻阅专门收录清代经学著作的某丛书，本想从该丛书中发现一些未曾行世孤本、秘本，结果发现其中所收录的不少所谓稿本、抄本的文献，都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中，顿时感觉该书的价值减了大半。影印行世很少的古籍，本是裨益学界的大好事，但是已经被其他丛书反复收录的书，再弄一套丛书重新印一遍，不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么？该丛书专门收录清人经部著述，从立项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项目，有很多充足的理由立项，然后投入一笔资金。但是，在我们已经有了《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这些大型丛书后，该项目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人们要看清人的某一本经学著作，直接去查《续修四库全书》中的经部就可以了，何必再去查你这部书？ 近年来，中国兴起了一股编纂古籍丛书的热潮，各种大项目都在上马，这固然是好事，也确实出现了一批精品，对保存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重复建设工作，浪费了大量资源。举个例子，关于戴震的著作，光全集就出了多个版本，而由于戴震是清代人，如果编类似《清经解》的丛书，可能要收录一次；由于戴震是安徽人，如果编类似《安徽丛书》的古籍丛书，可能还要收录一次；由于戴震是儒家学者，如果再编个《儒藏》，可能还要收录一次（以上是假设，未必属实）。许多古籍，就是这样换个名目被多次收录，从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记得某位文献学的著名学者说：“国家专门拿出财政资金支持古籍出版事业，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编写丛书，应该更侧重于收录行世很少，或从未面世的书，这才是对传统文化的真正保存。如果编个《山东丛书》，把《论语》、《孟子》也收入进去，那不是一个笑话嘛！” 在当今的条件下，古籍丛书编纂的唯一功能，就是吸取中国历史上古籍失传的教训，保存和扩大古籍的流传，这是其唯一功能。而现实则不同，大多立一个名目，然后收一批书，而其中的书，都是常见之书，那么这个丛书还有什么价值呢？其唯一价值，就是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属于这个名目的！《道德经》是属于道家的，论语是属于儒家的，戴震是安徽的，这不是笑话么！ 具体到《儒藏》项目，也有这个问题。《儒藏》，顾名思义，无非是要把有关于儒家的所有典籍收在一起，形成一个丛书。但事实是，目前大部分儒家的典籍，都已经在《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乃至其他古籍丛书中了，再把他们重新收录一遍，并进行重新分类、编目，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呢？更利于检索吗？不见得，如果查一本清人的经学著作，只要知道书名，基本上就能判断是属于经史子集的哪一类，然后迅速就能查到，《儒藏》再搞一个新的分类，接受度能有多少？况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只要进行电子检索，立马就能找到。因此，《儒藏》的编纂，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为什么还有人要极力争取做这件事呢？无非是某些政府官员或学者教授的政绩心理、成果心理在作怪！ 或许有人说，《儒藏》的创意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明末清初的曹学佺以及清代的周永年等都提出过“儒藏说”。但是，时移世易，不能把当时的标准拿到今天来。当时学者们提出“儒藏说”的本意是，佛教、道教历代都编有《佛藏》、《道藏》，所以它们的书亡佚很少，但是儒家的书呢，由于没有一个整合性的“藏”，所以大量失传（汉代经学著作，几乎全部失传，就是一例），因此儒家也应该编一个“藏”，并且大量印刷，各个地方都存放一套，广其流传，这样儒家典籍就更容易保存了。这是其初衷，但是现在看来，尤其是《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编成后，这种担心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存世的儒家典籍，已大部分都被收入到这些丛书中了。 另外，《四库全书》本身就是一部儒藏，何须再编一部儒藏？《四库全书》不收佛道等所谓异端之书，即已明白宣示其儒家立场。从四部分类看，“经”乃儒家之“经”；“史”乃按照儒家政治理念所编之史书，如国语、史记等，清人甚至曾建议升格为“经”；“子”乃儒家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之小道（不是异端），是供参考的。“集”即儒家人物之文集。四部书，即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儒家典籍丛书。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珍稀古籍可能陆续面世，境外保存的古籍（如日本、韩国、美国等）也会陆续引入中国，这将使中国的古籍宝库更加丰富，把这些珍稀古籍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些毕竟是少数。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查漏补缺，把目前还没有的印出来，这样才能省时、省力、效果好，而像《儒藏》这样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而又不见其有多大意义的项目，还是不要上马为好。 不过，如果从推动儒家文献整理研究的角度考虑，编纂一部《儒家文献总目》，把目前可见的所有儒家文献列成一个详细目录，或者再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每部书写篇高质量的提要，比编纂一部《儒藏》，把其中每一部书都重印一遍，可能意义更大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