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晚林（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3月21日 “中国梦”是当今中国社会较有热度的一个词汇，而其之所以“热”，并非信息社会或网络世界炒作的结果，乃中共新领导层和中国政府隆重推出的，以作为国家和民族之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与以往所提之目标殊异，以往所提之目标都较为落实，但这一次所提之“中国梦”的目标却文学性较强。所谓“文学性”，一方面固然是指其理想性大，另一方面又指其虚灵性强，吾人若不能对“中国梦”有真切的把握，常使人不免落入诗性的咏叹之中而觉其美好而空乏。而一般民众因着眼于眼前之生活，常把“中国梦”下滑为一个人现实的追求或理想。最近看到电视上常询问一般百姓对于“中国梦”的理解，有人就说，希望能在城里买一个房子，把乡下的孩子与老婆都接过来；还有人说，希望孩子能上一个好的大学；更有人说，希望能快点成家或有自己的事业。应该说，寻常百姓的这些理想与追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是“中国梦”的究竟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梦”绝不是只限于这种意义上。尽管说“中国梦”实际上是“人民”的梦，但“人民”一词却是一个“类概念”，这样一个概念在通常的用法中——依罗素的理解——并无任何对象与之对应，而不是一个“类”的概念，即每个具体的个人的集合（对于“类概念”与“类”的概念，罗素有清晰的区分，如man就是一个“类概念”，不指代现实中的任何对象，但men却是“类”的概念，指有限个体的集合，有实际指代）。因此，这里的“人民”不只是指现存于世的十三亿中国人，而是指从鸿蒙开辟直至千秋万代所有的炎黄子孙，故“人民”是一个文化民族概念，而不是一个数学的集合概念。这意味着，“中国梦”尽管是“人民”的梦，但不是每一个松散的民众之梦的聚合，而是聚集于这种文化之下的这个民族之梦。如实说来，现在社会上对于“中国梦”，无论是政界还是知识界，其真义并未作深入的梳理与明确的界定，尽管口耳传诵，皆不得其实。如果吾人不作一些鉴别与厘清，则“中国梦”或流于诗人之诗意咏叹，或失为民众之现实希冀，皆非“中国梦”之实义，亦落不到实处，而中国以政府之名义而推出之目标，则必沦于空洞而白费。本文意在对“中国梦”作尝试性的诠释，以期导向民众，扶持社会。 要试图对“中国梦”作出诠释，必须回到其出处。“中国梦”一词首次出现在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图片展的谈话中，是时离其出任中共总书记仅十余天。原文是：“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每个人都有梦想，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梦想叠加起来就是“中国梦”。这里的意思是：就如每个个体都有梦想一样，“中国”作为一个整全而单一的“个体”，她也有她的梦想，就是民族伟大复兴。这里的“中国”就如前面所说的“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类概念”，决不是一个数量之集合概念，即绝不意味着如果每个人的梦想实现了，“中国梦”就实现了。“中国”与“中国人民”更多的是一个与文化和民族相关的“类概念”，故有历史的赓续性。这意味着任何个体或一时之政府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中国”或“中国人民”一定牵合著历史与传统，任何个人或政府只有牵连着这种历史与传统才表明其为“中国的”。所以，“中国”是尧舜禹的中国，亦是孔子孟子的中国，复是程朱陆王的中国，当然，更是千秋万代华夏儿女的中国。“中国梦”就是让这样的一个国家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决不只是现时中国政府的强大与中国人民的富足。但吾人极易只在这个层次上理解“中国梦”，这样，就把“中国梦”仅仅理解为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仅仅是这样，则“中国梦”的提法并不新鲜，不值得吾人念兹在兹。首先，从中国国内来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党与政府调整了治国理念，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未有改变。果尔，则“中国梦”不过老调重弹，亦不会有如今这般之提斯人心、振拔士气的力量。其次，从国际上看，现在各国政府都在拼经济，而且发展经济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责，谈不上什麽“梦”。现在，我们要谈“中国梦”就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足这个层次上，因为这是“中国”…“梦”。所以，“中国梦”一定凸显“中国性”，而“中国性”是一个文化的民族的概念，所谓“梦”乃切就文化与传统而言，或者说，文化与传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文化与传统铸成了一个民族的本性与血脉，且只有在本性与血脉中，“梦”始成其为“梦”。外此，“中国梦”皆蹈空而不实。 那么，中国现在何以适时地提出“中国梦”呢？唐太宗尝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吾人要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及其内涵，须先去研究一下历史。这段历史就是汉武帝时的“复古更化”。武帝时的“复古更化”，其基本内容是听从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之建议，确立儒学之主体地位，从而教化社会，移风易俗。董仲舒对策云：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再次强调，董子此处所说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乃惟对于社会普遍的人伦教化而言，不是针对自由的学术研究而言。普遍的人伦教化须统一，而学术研究可以自由，这是要分开的，且前者高于后者。这个意思，笔者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特征与教化中的诸问题》有详细的分疏，在此不必赘述。故吾人一定要在伦理教化而不是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来理解董子等儒生以儒学去“复古更化”的基本用心，若以为是思想专制，不是大误，即是厚诬。 汉至于武帝时，何以须“复古更化”？汉武帝尝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 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回答是：“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汉书·董仲舒传》）依董子之意，汉武帝之“亲耕藉田”、“问勤劳，恤孤独”，乃至“劝孝弟，崇有德”虽皆为“尧、舜之用心”，但因是纯粹政治上的，而社会层面之教化未能兴起，故其用心虽好而其国家亦不得其治。因此，董子力劝武帝复古更化。他说：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汉书·董仲舒传》） 那么，从历史上看，有汉发展至于武帝，何以到了必须重视教化，确立儒学之根本地位之关头呢？钱宾四先生论之曰： （武帝）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渐达太平盛世之境。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所憧憬。自衰世言之，则见为迂阔远于事情。衰象既去，元气渐复，则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也。后人谓惟儒术专利于专制，故为汉武所推尊，岂得当时之真相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钱先生的意思是：高祖荡平暴秦，建立大汉帝国，文帝、景帝既之以黄老无为之术与民生息，以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由此国力日增，元气渐复，是为“文景之治”。但若汉帝国只是止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此种思路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上承尧舜禹、文武周公，下迨孔孟以来的礼乐教化传统，以提斯生灵，规整社会，则汉帝国不过是一经济大国，其一时的繁荣淹没不住其根底之虚空。因为这繁荣完全是靠药剂催生的，而非膏粱滋养的结果。药剂者何？法度折旋也；膏粱者何？伦理教化也。因此，董子等儒生之力主“复古更化”，一方面，给汉帝国以膏粱之滋养，使基层社会成为一伦理充融、教化大行之和谐社会，不至于纯任经济物力为纽带。另一方面，更重要者，由此表明汉帝国乃是承袭唐虞三代之礼乐中国而来，是“中国的”，并非由刘氏纯以武力建立的无来历、无传统的庞大政治实体也。而且，汉帝国之为中国较晚周时之中国更强大，因晚周时不但诸侯纷争，且教化不一，如今则四海为一，所差即在教化大行耳。基于此，“文景之治”加上武帝时之“复古更化”乃真正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梦”。 吾人现在再回到当下。中国现在的情形实有类于汉武帝时之国势。汉帝国从高祖开国至文帝、景帝，到武帝“复古更化”，其时盖六、七十年。新中国自一九四九年开国至现在亦六、七十年，其间之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传统之破坏有类于秦代之焚书坑儒，尔后之改革开放有类于文景时代之与民生息，至现在，中国终成为经济大国，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当政者于此可谓功不可没，民众于此付出之辛劳亦彪炳千秋。但接下去我们怎么走，汉武帝时代之问题再次呈现在当政者与国人面前。“中国梦”的提出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中国梦”的提出同样亦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给当下社会以膏粱之滋养，使基层社会成为一伦理充融、教化大行之和谐社会，不至于纯任经济物力为纽带。其二，表明现在的中国乃承袭唐虞三代之礼乐中国而来，是“中国的”。“中国梦”必须具有这两个维度（当然不只是这两个维度）始可称之为“中国梦”，不然，就是一时的政治举措或经济策略。而这两个维度之实现，在中国，当然端赖儒家文化之复兴。须知，前此一切的制度与理论，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性的举措，促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或“文景之治”的快速到来。随着经济大国之到来，亦可谓是“衰象既去，元气渐复”，该到了“舍药剂而嗜膏粱”的时候了。本来，汉帝国之与民生息甚为必要，但生息之后若无文化提斯，伦理的导持，则百姓或朴质无文、或野蛮骄横，社会欲得长治久安亦难矣。而在当代，因信息之发到与交通之便利，若经济繁荣下的人们无文化以提斯其心灵，伦理以导持其行为，则百姓不会只是朴质无文、野蛮骄横，必奸逆成性、盗贼猖獗，而这，正是时下中国的真实写照。值此之际，适时提出“中国梦”，可谓“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也，王船山曰： 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舜、禹不以三苗为忧，而急于传精一；周公不以商、奄为忧，而慎于践笾豆。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辩，立达于一人。其用之也隐，而搏捥清刚粹美之气于两间，阴以为功于造化。君子自竭其才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读通鉴论》卷九《献帝》六） 必得教化大行，使儒学道统之贯通于世道人心，“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船山先生又曰：“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虽厚戒之无救也。”（《读通鉴论》卷十《三国》一）不要以为不兴教化，定制立法亦可使“中国梦”到来。须知，法律与制度永远不可能成为人们的“梦”，因为它们不是人性的原发性要求。海德格尔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产生出来。”（《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论美国的民主》）可见，法律与制度不是人的“家”，仅在这里停靠，人们不可能有“梦”。如果我们也可以说“美国梦”的话，则“美国梦”的实现不仅仅依靠法律与制度，更重要的是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这个“家”当然是儒学道统，这个传统当然是儒家圣教，因为她不但有历史传承，且为“中国的”，是为“天枢”。若在此精神下实现“中国梦”，则吾人将是在续写尧舜之盛世，汉唐之华章。“中国”亦确然是尧舜之中国，文武之中国，孔孟之中国，千百年后，吾人与先圣先贤分签并架，亦无愧色。 然这“天枢”是否能被握，须待国人之努力。但“梦”既已起航，吾人将拭目以待！若以为“中国梦”只是经济发展之梦，而不知其实义与大义，乃至好事者泛泛而论，仅为茶余饭后之谈资，事果至此，不亦悲乎？！伊川先生曰：“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二程外书》卷十二）吾人之于“中国梦”，岂可不谨之慎之耶？！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