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文：东西方战略优势的历史性转变 （一）导论（10点） ★★第一，由于生态压力和凭借气候屏障，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成为世界历史的战争源和征服者，史称“草原暴力”（游牧暴力）；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它被“海洋暴力”（西方文明）所取代。 ★★第二，“草原暴力”让位于“海洋暴力”历时数百年，开始于13世纪末日本击退忽必烈入侵，完成于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就是说，在近现代的军事意义上，“旧大陆”东西两端的大岛具有“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 ★★第三，“海洋国家”是相对的和易变的。英国和日本曾久患于或深惧于海洋（近古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科技之传播使它们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西洋的科学革命的基础上，欧美及日本成为战争源地（美国在前期主要表现为灭绝土著和西部扩张）。 ★★第四，由于科学和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升级，世界的地缘战略的优势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从能够威胁洲陆的大岛转到能够控制海洋的大陆；时至今日，“高山大海、广土众民”的中国，变成了全球最佳的“地缘政治”的国家。 ★★第五，就现代战略而言，日本是个“残废军人”——心理残废和地缘残废。广岛原子弹致残其人的好战心理：打仗则必毁无疑，投降反而苟活，认贼为父更好；何况历史表明，共产主义的战争机制是武士道的天敌，西方霸权是其克星。科技升级致残日本的海洋地缘：它真得成了“弹丸之地”而易陷火海。今之日本虽是狐假虎威，实则贪生怕死。 ★★第六，清朝为现代中国所打造的“最佳地缘”意味着，她在弱势时可仰陆退守，强势时则能俯海进取。在此方面，俄罗斯能守不能攻，其海洋地缘不良，难与列强争。美国易从两洋钳制全球，但其广原却难以退守；且因文化浅薄，一旦其霸权受挫，它就会陷于分裂内战。印度地缘的正面，像今中国之俯冲海洋，而其背面则似古中原之“逆形胜”之被动挨打。越南，昔之抗击美国有“大后方”，故能坚韧不拔；将来若与中国战，则为海陆多面受敌，此乃灭顶之灾。日、韩、越、菲等单挑中国，均是螳螂当车；它们被美国结盟反华，也只是阻挡而已；加上印度，仅为部分“围堵”。 ★★第七，1945－1990年冷战，中国是最初的受害者和最终的真赢家。冷战开始于美苏英三强共谋（雅尔塔密约），牺牲国民党和置中国于内战与阶级斗争之战场。新中国施展“战国策”而“以夷制夷”：先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再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结果苏联帝国解体，美国霸权徒劳，中国先后利用两者来“结盟自保”和“伺机崛起”。 ★★第八，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重心从欧洲移向中东（西亚）、再移向东亚，意味着它的世界霸权的战略退却；再者，鉴于控制西亚是美国包围中国的重要环节，更是其克服中国的地缘优势因而使之腹背受敌的关键步骤，所以美国的军事重心的东移，也说明它的中国战略从攻势转为守势。 ★★第九，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构成西方军事优势的三要素（组织、地缘和技术）——西方称霸及其对其余世界战而胜之的“法宝”，现在开始发生根本逆转；而中国在此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潜力。 ★★第十，在今之“地球村”的时代，征服性的智慧和消灭性的手段让位于“窝里斗”的智慧和“柔道式”的手段，看谁究竟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世界尚不至于战争毁灭或生态毁灭的话，一个民族的心灵优势与文化蕴藏将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二）西方文明的兴亡原理 “西方”及其“文明优越”和“战略优势”是怎么缘起的？欧洲民族原本所处的地理环境，可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A.“内涵”即生态，它相对贫瘠（土地的生物量较小），难以支持可观的人口及其社会安和，因而其人相争相害、族群生生灭灭，这基本上否定了“文明”。B.“外延”即地缘（海洋地缘），易于获得外来文化和技术；但在此之前，其社会或族群总是内斗。 一旦它能够凭借外来技术向外突破，西方社会（族群）的内在毒素——斗争性与冲突性——就会“化腐臭为神奇”：A.在其内部，由于能够向外宣泄矛盾，生存竞争得到“最佳平衡”而最大化；这对它不仅没有害处，反而带来了资本主义、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民主和法制。B.对于世界，它的原罪和人性本恶——被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所“解放”，又被科学和工业所驱动——愈益冲击全人类和生物圈，这是把其内部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语）外化为地球的浩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 在造成上述人类厄运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凸显它的“死亡冲动”和“弥留亢奋”——后者表现为“物质奇迹”从而“西方优越”，前者形成其“战略优势”乃至“天下无敌”。如果我们能够破掉西方的“战略优势”，那中国与世界就能幸存下来；否则的话，即使不是中国“身先死”，也是全人类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深入分析，西方的战略优势是由科技、组织、地缘三要素所构成；但科技易被学习，组织亦可模仿，地缘终会改变。而另一方面，由其内在的斗争性和冲突性所决定，当西方对东方战而胜之的时候，它便开始内里分裂而自相厮杀；这就给西方的受害者予以结盟和复兴的历史契机。 （三）西方文明的战略优势的“三要素” “文明冲突”或中美两国之较量——是战是和？谁输谁嬴？决定着世界的未来。自从20世纪下半期以来，形势出现了不利于西方或美国的历史性的转机：这不仅指西方内部“同而不和”，而且其经济正在滑坡；而更重要的则是，整个西方文明或美国霸权的战略优势正在发生逆变，这也是数千年来东西方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详述如下： 自古迄今，处于兴盛期的西方（希腊、罗马和近现代）对于其余世界，恒具战略优势，其大体是由“三要素”（组织、地缘和科技）所构成： （甲）契约组织→战斗序列，军国机制。此乃尚未物化的亲缘社群的凶神，因为这些社群的政治不具有那平时令人窒息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所以战时也就缺乏对外抵抗力。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承认：“西方赢得世界所凭借的，并非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性，而是运用有组织的暴力的优越性。”（Samuel P. Huny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ouchstone,1998,pp51） （乙）海洋地缘→倚海制陆，驰骋世界。此乃海洋性差的定居民族的困扰，因为这些民族不擅长向外冒险；再说，海洋对他们来说，却是艰难险阻，而对“海盗民族”来说，则为机动捷便。美国战略学家马汉说：“如果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领土，而完全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占据着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更优越的地理位置。”（Manan On Naval Warfare, 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 1999. PP.21） （丙）科技强势→征服利器，无限升级。此乃文雅和静的文明社会的灾星，因为这些社会科技落后——它们鉴于科技的“双刃剑”，故用文化来控制它，唯恐其伤害世间淳朴与天人和谐。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从科学那里，正如应用到工业主义中的情形一样，我们（西方人）汲取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也和神一样，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the Problem of China, PP186） 通观总论：科技及其扩散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之战略意义，乃至改变地缘政治的世界格局。例如历史上，在得力于中国技术之前，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国全无战略优势，倒是相反：日本民族畏惧瀚凕（见牧口常三郎 著《人生地理学》），而英伦三岛则屡屡被侵略和征服（例如北欧海盗和1066年威廉征服）。是中国科技的广泛传播令它们时来运转，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其标志性的历史转折点分别是13世纪末日本成功地抵抗元朝进攻和1588年英国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而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发生了科学革命，两个岛国对之倍加利用，遂能先后成为世界战争源，而害人利己，且历时良久。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则发生了“否定之否定”——科技与武器的不断升级，使两国原先基于客观条件的战略优势，全都丧失；要说其“地缘政治”的价值犹存，那只是被美国霸权所利用、换来好处和保护而已！尤其是日本，它被推到了“恐怖平衡”的前沿，其民族苟活于灭顶之灾的阴影之中。那么时至今日，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究竟转入何方？下文分解： （四）战略优势的历史性转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欧美的各种优势正在丧失，而且从大趋势来看，西方文明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人类与大地母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同上，第31页） 具体一些，仅就中美两国的对抗而言，上述西方的三个优势正在改变。眼下，经济上已是显而易见的，在科技方面，中国也正在追赶。虽然美国在科技和军事上还极占优势，但其战线长和对手多，特别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愈益对抗，并弥漫于欧美社会。下面重点分析在组织和地缘两个方面，中国和西方之间或中美之间的优势转移。 （甲）在组织方面，传统中国与其说是“中央集权”，不如说是“太平政治”；它的组织力与动员力很有限，只是“治水防夷”而已，并不足以应对强大暴力。——传统中国的旨趣是，防止政治重压，推进天下太平；所以她对于内外暴力的抵抗力和国际竞争力，均相对较弱。然而，从战国七雄乃至兵马俑可见，中华文明乃极具尚武之潜力，而且必要时，她还可以容摄外来文化乃至战争机制——“借人之力，以夷制夷”。20世纪中国的转型与引进，表面上是抛弃传统，实际则为历史变通。西方的极端体制和暴力之最，经苏联转手，结合于中国的当时情势，而扫乱象，合群力，步调一致，同仇敌忾；其在冷战中发挥出神勇神效，若非武器和科技的相对落后，中国军力是不逊于超级大国的。不过，过度发力、超限运作，以致元气大伤、机体变异；幸亏其文化深厚，而潜在协调循环，修复生命功能。 比较一下：在组织上，俄罗斯（苏联）曾经把“现代的战争机制”发挥至极，今却松弛，但潜力犹存（目前中国也如此，然介于前苏联和今俄罗斯之间）。印度虽是“现代性或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它的缺乏组织力和动员力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很难转变成为有效的战争机制；在这方面，印度仅是近似于新中国之前的中华民国，后者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显著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参战国。日本的组织质量，原先比中印两国稍胜一筹，而较之苏联共产主义和西方霸权主义则是“小巫见大巫”，今天更是等而下之。在二战中，日本相对于美苏两国乃漏洞百出——各军种（陆海军）、战区（南北线）和级别（下克上）之间难以协调；只是具体的战斗单位有过人之处，但这也只是依靠武士道作为精神纽带相维系而已。武士道，对付像国民党那样的“准现代战争机制”尚能奏效，但初试苏联共产主义时则完全失灵（1939年）；它较之西方的基督教式的爱国激情，既显幼稚和单薄，尤难作为持久信念。但无论如何，自从广岛核爆之后，武士道乃至日本军国主义几乎灰飞烟灭，绝难恢复；因为无胜算之情，有灭种之忧。如果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也倒好。但问题是，打仗则必死无疑，无法逃离；不战反而苟活有路，认贼为父。现在的日本人最为贪生怕死，到了关键时刻，“有奶便是娘”——脱欧入亚，弃贼父认慈母，回归“朝贡”这不是不可能的。“文明冲突”首倡者亨廷顿说，日本作为和平时期的“西方盟友”，在战时极不可靠。 （乙）在地缘方面，古中国之大一统基于稳定的中原，但其地势被动，多面受敌，动辄板荡。清朝为之改变：绝千年胡患（夷狄蛮戎），囊四疆形胜（蒙藏满疆）；从而为中国打造了一个最佳地缘——从世界屋脊俯冲太平洋，退可立于不败之地，进可伸张海权——这样的地缘政治，对于中华民族摆脱至大外患和致力于“和谐世界”来说，真是“自天佑之”！ 笔者诗（清朝首功）云： 烟尘虏患终于清，万古胡云一扫晴。 形胜四疆吞海寇，昆仑九派逐洋鲸。 另一方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因为科技进步使海洋变得“单薄”之后，地缘政治的内涵为之丕变：从原先的海洋性很强的国家转移到了“大海高山广土众民之四维一体”的国家。在战略上，中国的海洋之辽阔令俄罗斯乃至印度“望洋兴叹”；而其陆地之复杂性则叫美国“高山仰止”。美国的地理（广原和两大洋），易于出击而宰世，不堪弱势而自保；而且其人不能忍受没有霸权的日子，那样就会分裂内战，因为该国缺少民族融和的文化纽带，它不是“以情相凝”，而是“暂且互利”。印度的正面海陆使之具有和中国相似的“战略倾势”，但印度洋没有太平洋广大和重要；其背面却很被动，犹如古中国的中原那般的“逆形胜”，而且国防工程也会便利对方。更为严重的是，印度以邻为壑，使之两面受敌，此乃兵家大忌（苏俄曾竭力避免，遂能坚忍不拔）。然而印度和日本等被揽入美国的“地缘政治”之中，此确能致患中国。 世界的地缘战略的历史演变：欧亚草原→濒陆大岛→大洋大陆→陆海形胜。亦即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历史上：欧亚草原（游牧部落：气候屏障、骑兵机动捷便。战例：中国胡患。另外，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俄罗斯也是如此，但逊于海洋霸权）。第二阶段，中古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濒陆大岛（英国、日本：风浪屏障，船舰机动捷便。战例：日本战胜元兵和英国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大洋大陆（美国：“内涵外延、两栖巨霸”，从两大洋钳制世界）。第四阶段，从今往后，陆海形胜（中国：即大海高山广土众民之四维一体。另外，印度在较低程度上也是如此）。不过，美国正在尝试以“太空边疆”的战略，来抵销中国的地缘战略的绝对优势。 总结一下，在军事战略的意义上，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它有“四性”——地势形胜性、国土倾海性、纵深复杂性和生态多样性。这“四性”对于现代中国的国防分别意味着：A.地势形胜性→能使侵略者望而生畏；B.国土倾海性→便于她自己海洋立国；C.纵深复杂性→战争的潜能与后劲大；D.生态多样性→生物量大，人口多、繁衍快。后两个特点决定着，中国在战时的幸存率最高——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或生化战争，只要不是彻底灭绝，中国都能比他国坚持得更久。 （五）“岛链”所形成的战略对峙 然而，现代中国的地缘政治也有其弱点：一是美国经营“岛链”犹如“拦路虎”，一是西方伸入中东犹如“芒刺在背”。但最近美国计划从中东撤军，这意味着什么呢？鉴于中东乃地缘政治学所称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是世界的战略制高点，加上诸大国的背后和石油等因素；美国果真从这里撤走，那说明它的世界霸权的战略从攻势转为守势。再鉴于中东是美国包围中国的重要一环，它若放弃，那就等于它的中国战略，也从攻势转为守势，尽管其把战略重心移于东亚。 其实“岛链”并不可怕：它似为地缘优势，实乃技术优势；后者变化很快，前者则慢。从地缘上说，美国本土对此乃鞭长莫及，而日、韩、台、菲等及关岛则皆为脆弱之点面（技术优势若丧，便玉破沙散），更何况此脆弱性是随着军备竞赛和技术升级而递增的——科学再进步，则“岛链”就会贬值，正如日本的海洋地缘发生历史性的逆变一样。再者，日本越是发展军备，哪怕拥有核弹，那它就越危险、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不仅是因为其地理环境的脆弱性，还因为它的积恶于历史，影响深远——从今往后日本任何的反和平、非睦邻的做法，都会鼓励他国对它先发制人、最大打击，却很少会负国际法之责任！今之日本的地缘，与昔之元兵遇神风和日俄大海战，均非同日而语；比较中国乃绝对逆境，动辄吞灭于战火，其海上生命线亦会使它窒息。上述“岛链”或“点面”（日、韩、台、越、菲等），平时以美国为后盾，但唯恐被霸主困绑去送死，而且是“树倒猢狲散”。美国在东亚只能是对峙和威慑，最多是阻遏，而不能真打大打。这样就对中国有利，因为她是近水楼台，又是传统“儒教文化区”，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辐射，握其命脉；凡此皆为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好条件。积攒力量，角逐抵牾；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假以时日，水到渠成；从而突破岛链，驰骋海洋。朱熹诗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从心理学上讲，如果战线长的一方，在某个局部势均力敌于一个“生命攸关”的对手（例如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生命攸关”）；那么，它在精神上就会处于劣势，因为它是“生存多途”，故很理性而不冒险，终会退让。然而这一退让会影响到“全盘均势”，但很少人会远虑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中国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甚或中美两国能够在太平洋上“平分秋色”；那么，美国霸权就会摇摇欲坠，而变得特别依赖中国；后者自然而然地按其既定目标和文化志向，向前迈出一大步，此如《易经》曰：“见龙在田”（农业文明，普施德泽）→“或跃在渊”（海洋文明，利进无咎）→“飞龙在天”（和谐世界，万国咸宁） 从今往后，在战略对峙的情况下，中国克敌制胜的办法是“文攻武卫”，必须双管齐下，但要避实就虚——以“文攻”为主，以“武卫”为辅。 第一、“武卫”即富国强兵，整军经武，以致坚如磐石，龙蟠虎踞；虽是坚甲利兵、磨刀霍霍，务必后发制人、各个击破。 第二、“文攻”即攻心为上，恢宏华夏，以致意服心仪，近悦远来；虽是气贯长虹,长驱直入，务必暗渡陈仓、瞒天过海。 总而言之，首须战胜自我，方能临民服众；再是以仁制暴，终乃兵威去残。儒经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而致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大小归一。因此，“文攻”的步骤是由内而外，先近后远： A.九州（中国大陆）：民族自信、众志成城 → B.诸夏（港台海外）向心凝聚、抵制西潮 → C.亚太（海陆近邻）：一衣带水、历史情怀 → D.泛教（印回东正）：和而不同、多元文化→ E.欧美（西方世界）：互利共存、相害皆祸。 《易经》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笔者诗云： 当今弱者为强者，仗势霸权伥霸主。 狐假虎威松苦藤，偎魔作父儿凌母。 疆台蒙藏虑中华，越印倭韩联姆虏。 龙战洋天洗宇寰，云开雾散春风煦。  二、参考资料：清朝为现代中国所打造的“地缘政治” 清朝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贡献最大，以致中华的“忧患重心”能够从“逐鹿中原”转向“东洋大海”，从而她的战略地势从终古的“逆形胜”变成了现在的“正形胜”；这是近百年列强不能灭亡中国的客观条件，也是当今“中国崛起”与“海洋立国”之必要前提。 满族入关而建立清廷，姑且不论改朝换代之人祸，而就其大体而言：它虽然对于中华民族之“内涵”乃是大冲击，但对于中国文明之“外延”则为大贡献。也就是说，清朝把儒家的“平天下”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详述如下： 追溯明朝的功绩：它把纯粹汉风恢弘至极！明朝作为一个纯汉政权，励精图治，整军经武，而应对忧患，平治天下，其坚持一二百年而不懈！明朝中叶，因为倭寇与胡骑，从海陆两面威胁中华（任何民族都难承受两面受敌）；所以儒家必须进一步“平天下”，来形成“真正的”大一统——化蛮荒、靖边土，旨在确保吾民族之安身立命和吾文明之可大可久。然而，“郁郁乎文哉”的士大夫不胜此任——他们虽善于在文化上“尽精微”，但拙于在文明上“致广大”，故他们忙于“内圣之功德”，而把“外王之霸业”拱手相让于“入主中原的蛮族”。所以，儒家在这方面奉行“以夷制夷、守在四夷”之上策（老子亦曰：“借人之力，配天之极”）。 改朝换代亦是积攒新生力量而再冲刺。满清之替明，不再用长城限内外，从此塞北江南永和为家；绝除千年胡患（夷戎蛮狄），囊括四疆形胜（蒙藏滿疆）；再加上收台湾，臣藩邦，拒沙俄，宾泰西；从而谱写了空前无比的“盛世华章”。笔者诗（胡患消融）云： 千城血泊哭神农，百代烟尘绕夏龙。 大漠东西融大雅，长城内外废长烽。 从那以后，中国就能够充分利用大纵深和高倾压的大陆地缘（非比从前那单薄的中原： 四面受敌、四战之地），来应对来自海洋方面的至大外患。其功巨也！若非如此，数百年后的中华，必亡于列强——不仅蒙藏滿疆非我所有，反被敌国用来居高临下，倾覆华夏；尤其是在遭遇“海洋暴力”之时，中国哪能迂回喘息而存有生机！俄罗斯与日本乃虎狼之国，后者败则美苏英三分我沿海与边疆矣！事实上，自从清朝盛世以后，中华虽然罹至患因而国运极为悲惨，但其地缘政治的优势却也愈趋显著；她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扭转逆境（百年间从列强瓜分到“中国崛起”），这一客观条件也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从世界屋脊顺势而下，俯冲太平洋，能攻能守——其力弱时亦能阻挡外寇，后者最多像日本之侵华，逆水仰攻而越陷越深；其强大时尤可倾压霸主，后者想要长期遏制中国，而欲使这个面向大海的国度“虽是近水楼台，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指深蓝色海洋——太平洋的纵深)”，真是越来越难呀！如果不是清朝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立了大功，现代中国哪里谈得上有效地应对冷战与后冷战，遑论和平崛起与海洋立国也！ 三、参考资料：中国与冷战：最初的受害者，最后的真赢家 所谓“共产阵营”和“民主阵营”之间的冷战，起源于1945年美苏英三强首脑之共谋，主要是以《雅尔塔密约》来牺牲中国（外蒙、满洲利权、国民党政权＋后者所培植的统一的朝韩政府）；若非如此，它们之间的对抗就会升级，并非“冷战”，而是“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 冷战历时近半个世纪，结果是是一方“分崩离析”、一方“不战而胜”。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美国似已成为天下主宰，但世界却趋于多极化。德日两国及亚洲四小龙无疑都是冷战的受惠者，但仅此而已。 实际上，中国才是冷战的真正的最大赢家！中国赢得冷战有双重意义：一是中华民族自从她被三强以《雅尔塔密约》宰割以后，却能够否极泰来而成功崛起；一是她的共产主义竟也幸存下来，并依然发挥其对内维护“大一统”、对外应对“新冷战”之功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古老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先是“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1950－60年)，再是“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 (1973－89年)；在中国最孤立的时间段里，她打败了受到冷战双方支持的印度，保证了边疆腹地的安全。韩战越战、抗印抗苏，再加上两弹一星、三线二炮，凡此令中国成为冷战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纵横捭阖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起到了平衡作用，以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抓住了发展契机，来解决自身球籍之难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下，中国先后开展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出海”而参与世界市场与西方经济，这是由中美结盟所带来的）。老子曰：“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极！” 三、参考资料（现代日本）：大和精神？丧魂落魄 （一） 脆弱的寄生性 不管中国崛起与否，国际竞争均会加剧：共赢的机会少，冲突的趋势大。这是因为今人类所居住之地球村，已是生态超限与市场饱和，发展的余地用尽；而且地球村所赖以存在的生物圈，正在萎缩，将要解体。在此情况下，中国既要克服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又要应对全球危机的愈益深重；因此，虽说是“中国崛起”，但仍是“救亡图存”。西方自身的忧患尤其大：既要防堵“中华天下”，又得面临“世界末日”。相比之下，日本的前景最为暗淡：它倚靠美国、牺牲中国所获得的“生存空间”，将会丧失。本文并不直白“日本末日论”，而是阐述支持日本成功的两大精神支柱——武士道与大和魂——是怎样随着日本的地缘优势的逆变，业已倒塌或摇摇欲坠的。 就中日关系的历史而言，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绝佳条件，日本在文化和生态两个方面，皆在很大程度上寄生于中国。在明治维新以前，如此寄生性以文化为主，以生态为次。在文化上，日本乃“师从圣贤”，像似“择善而从”，实则“断章取义，为倭所用”，并在其本土琢磨器理而精益求精。在生态上，日本乃“打渔杀家”，绝少“回馈反哺”，倒是“输毒于外，宣泄矛盾”，遂在其本土助长杀气而整军经武。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文化上“脱亚入欧”——鄙夷守护天下和谐的文明母亲；在生态上“盗憎主人”——攫取暂时身陷逆境的千年古国。“盗憎主人”分为两期：1945年之前乃直接攫取：日本凭借其“近水楼台”来劫掠中国，先是以列强为伍，再是以独吞为主；1945年后乃间接攫取：美国利用其“地缘价值”来遏制中国，日本遂从中取利，成为经济暴发户。然而今天，中国崛起而海洋立国乃势在必行，势不可挡；不久将来，日本的地缘优势必定发生逆转：其利用价值和生态空间均被堵死。日本还能做什么呢？它依靠“地缘政治”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与军事之优势，全都发生了逆转。 （三）武士道之破灭 从忽必烈两次征倭皆遇“神风”而失败，到后来明朝之应对倭寇，处处设防而防不胜防，凡此显示了日本的地缘优势——它可以随时随地侵略大陆，而岛国则无论如何不会受到报复（英国也大抵如此：从百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一客观条件也就奠基了它的武士道精神（大和魂）——个人越是勇敢牺牲，国家越是战无不胜。如此地缘优势与好战精神，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三显灵而变本加厉。但是物极必反：1945年两颗原子弹使之灰飞烟灭，以致今之倭民“谈虎色变”：一想到中国的核打击力量，他们就胆战心惊；一想到中国乃广土众民、纵深多山，生怕灭种的岛民的“核勇气”就变得沮丧。追根溯源，原始返终，让我们来看支持武士道精神的三要素是如何失效的： （甲）强者意志？古时日本武士所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首先能够在心理上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 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老子也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佛陀亦云：战胜 他人一千次，不如战胜自己一次。圣人乃向内修己，感化人心；而武士道则是从恶杀人——以强化意志力来克敌制胜。盗亦有道：日本武士之“道”乃是强人一等、 征服一切的道德律。《叶隐》一书乃极残酷的“武士论语”。心理强者所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恒是胜者”——个人虽会牺牲，但其效忠对象则永存。拿日本国来说，好像就是不可征服的。不是吗？海洋及其风浪，其对于岛国外侵自是交通捷便，机动灵活；而对于保卫自身则是天然屏障，艰难险阻。然而好景不长：科技改变了一切，岛国变得易受攻击，岛民几乎无处藏身！好战必死无疑。精神全垮了！投降反而活得更好（日本人曾奉麦克阿瑟为慈父，至今尤感激山姆大叔的恩惠）。所以日本的民族性变了：从“杀身成仁”到贪生怕死！ （乙）残忍决胜？据历史记载，有一个名叫山本吉左卫门的日本人，是如何被培养成赫赫有 名的武士的呢？他遵照其父的指示，5岁时就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武士从小带刀，嗜杀成性。例如佐贺锅岛藩主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老子曰：“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但日本社会则截然相反。从世界历史来看，残杀之习，乃古代游牧部落之风气，而西方殖民者则更胜一筹。如果与苏俄的阶级斗争比较起来，日本武士道又算得什么呢！山外有山，学恶谁不会，只不过人家收敛他放肆而已！把一向仁静文雅的国度硬是逼成富有战斗精神的“恶邻”（中、韩、朝），这不是日本造孽而又咎由自取吗？ （丙）牺牲精神？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家族共享，播及后代。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勇于“杀身成仁”。当他们被敌人团团围住的时候，仍然奋不顾身，拼命杀敌。若以武士道的标准看，这并非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是捐躯效忠，灵魂不灭。然而，如此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古代的东西方的殉道者和近现代欧美的爱国主义，比比皆是；而共产主义则发挥至极，更具有普遍性与感染力。日本军队曾凭着武士道的牺牲精神战胜了沙皇俄国 （1904－05年），但在遭受苏联红军的几场打击之后（首先是1939年5－6月间的诺门罕战役），才有遭遇“天敌”之感。若论战争机制，假如中国民族 主义（国民党）不是在国际结盟的方面占有优势的话，日本军国主义战而胜之，不在话下；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在精神力、组织力和动员力三方面均是超过日本军国主义的，此乃倭民永丧“战魂”之另一原因。 在现代性的战争机制尚未完备之际，日本武士道之初 发难十分见效，但很快就会失灵。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1年预测日美太平洋战争之时，指出：“日本政府认为与美国的战争终不能免。……海军大将左藤说：美国人缺乏武士道精神，再加上他们孜孜求利，无法忍受长期征战的痛苦，故必败无疑。这种胡说八道真是浪漫之极。在现代战争中，武士道精神毫无用处，而且美国人的勇敢坚毅不亚于日本人。如果两国交战，哪怕历时10年，最终必然是日本败北。” 经过了无比惨痛、险些灭种的历史教训，日本人才反过来又觉得老子《道德经》中的话“千真万确”，即“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以往的胆大包天而逞性妄为，变成现在的委身强霸而苟且偷生。 （四）优越性之真相 今之日本人认为他们虽败犹荣，其武士道精神战后犹存，只不过从军事转向实业而已，并且还带来了“日本奇迹”——武士道虽是隐而不明，但“日本优越性”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来揭穿“日本优越性”。按照佛教的讲法，凡事均是因缘相聚而生，因缘离散而亡。近代日本之“太阳升起”和它将来的“日落西天”，皆是如此。“因”指内在因子（精神），“缘”指外在条件（地缘）。而这两个方面，日本都是依靠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成功的“因缘”。先讲“因”，再讲“缘”。 （甲）日本成功之“因”。日本的思想文化之大体来源于中国，就连武士道最早也是战国秦汉的侠士之风。假如不是中国文化之输 入，今天的“日本文明”，单凭西方之影响，最多也和菲律宾一样；但若任其自我进化，而无外来因素，则是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不相上下（如果不是历史上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与文化输入，今之日本岛民则等于或近似于19世纪的虾夷人或阿伊努人）。 （乙）日本成功之“缘”。这主要是地缘：两国隔海想望，距离“恰好适中”——既能够吸取“文明养料”，又能够“特立独行”（倘若距离太近，或像台湾自然并于大陆，或如朝韩久被纳入藩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日本能够劫掠中国，而不会遭到报复。这样，东亚大陆及朝鲜半岛也就成了日本宣泄矛盾、从而保持自身稳定的场所，也就成了它之竞争与发展的“剩余生态”或“安全阀”。这里顺便说一下，今之学者好拿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作比较，来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殊不知论变法维新，中国不知道要比日本难多少倍！——其一、中国仍是“王天下”（九州华夏＋蒙藏滿疆＋朝贡百藩），一乱全否：不仅分崩离析，而且祸爆中原，列强趁火打劫，如何化解？日本像西洋一样作为世界和谐的破坏者，因利乘便，不负责任，当然轻松。其二、日本社会转向竞争性，其内部的失衡与矛盾，可以凭借其岛国的“海洋地缘”来向外宣泄，祸害大陆；但中华走向历史的反面，如何平衡？到哪里去侵略扩张？其三、中国面临四夷交侵，承受着列强的致命重压，而英美等国不仅“释放”日本，而且还扶植它， 让其入伙分赃。 （丙）日本应变“善缘”。继续讲日本人在地理环境的方面是如何利用“中国缘”的。如前所述，日本之对中国，在历史上，以“师从圣贤”（学习）为主，以“打渔杀家（劫掠）为次；从19世纪后期到1945年，变为全然“盗憎主人”——先是入伙或蚕食，再是单干或鲸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直接劫掠改为间接劫掠——成为美国“以亚制亚、以华制华”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如果不是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美国能够利用日本来遏制和包围中国；那么，美国就不会扶植日本而让其分享“西方价值”的（韩国、台湾亦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曾决定把战后的日本变为农业国，不 允许它发展工业和科技；然而就在国民党政府派人到战败国来拆运机器的时候，美国却改变了主意。 这就是说，迄今为止，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从而享有“优越性”；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相对于中国，具有“地缘政治”之价值，再加上日本人善于利用这个“价值”（也就是从中国学来的“随机 应变”）。在其掌握地缘优势（海国的战略优势）的时期，日本人自己利用它；在其损失地缘优势（岛屿受致命打击）的时期，日本人就把这个“地缘价值”转让给霸主，而从中牟取暴利。但是，不久将来，有那么一天，中国已充分强大，从而进入深蓝色海洋，并与美国平分太平洋水域；那么，美国再怎样利用日本的“地缘政治”、而日本又如何继续享受山姆大叔的优惠呢？届时，日本的“生存场”都在中国的怀抱之中，就连去南极偷捕鲸鱼的船队，都要事先贿赂“满大人”，那日本人还怎么活呀？他们或许就会“弃父认母”，回归伟大的母体文明，甚至成为恢复朝贡制度的鼓吹者和示范者，一切都难说呀！ （丁）恶者必有天敌。争强好胜，是“日本优越性”的另一个方面，现在也成了梦幻泡影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欺软怕硬。日本人原以为在东亚大陆、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除了凶悍的游牧部落之外，那些过着仁静和睦的农耕民族全都软弱可欺，都是很容易沦为日本人的猎物的。拿中国来说吧，战国算有武风血性，秦汉堪称英雄时代，以后则变得文弱，唐代称霸一世，宋朝不堪一击。而忽必烈征倭则为关键：以前倭人尚能仰慕华夏，谦虚好学，且宾服有礼；而后他们公然轻视中土，傲慢不臣，并伺机来犯。日本人认为《孙子兵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仅是“纸上谈兵”，而对于他们自己来则为“制胜指南”。他们从不接受这样两条“儒家说教”：第一、 在中国，武力乃无穷，但备而不用；发明乃最多，但利而不害（慎用科技，以免人类战争之无限升级）。第二、为了维护九州之内及四海之外的太平与和谐，以防止全人类之自我毁灭，中央王朝让“郁郁乎文哉”的士君子来安排河山，管理天下（包括朝贡制度），旨在推行《易经》所定下的“世界安全”之原则——“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勿用物质力量乱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确保众生赖以存在之和谐）。“大和”之名源于《易经》，而日本则背道而驰，破坏天下和谐 与人类安全！往昔之倭人绝不相信利玛窦等人这样的见解：中国最爱好和平，却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军事潜力的国家！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其他民族逼迫他们去为自由而战斗，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美德而去品尝帝国的滋味”。罗素还一再警告西方列强及日本（他曾亲自到日本阐述其说）：“不要把中国逼到到历史的反面，而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军事强国！”但日本人对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照样穷凶极恶，甚嚣尘上。结果，现在日本的身边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天敌”——不仅是个具有高度组织力与战斗性的共产国家，而且正在变成一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今之日本人虽然在表面上装着很不在乎，并且常说：“我们战败于美国，而非中国”；但心里一想到这事，就惊恐不安：“中国再变强大，我们怎么活？”很多日本游客在参观 那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巨大军事潜力的西安兵马俑之后，都会有畏惧之感，久久不能平静。 （五）大和魂之落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的地缘优势发生转移：从单纯的海洋国家转移到了具有地理纵深的海陆大国。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自东向西而逆水仰攻，越陷越深，首次感受到大陆地缘的艰难。战时日本本土饱尝狂轰滥炸乃至两颗原子弹，这意味着日本的海洋地缘已发生优劣转变——日本的战无不胜的根基已不复存在。自那以后，日本的军魂士气业已丧失殆尽，却根本无缘恢复。再从中日对抗的角度强调三点：A.日本的地缘已是绝对劣势：就今之军事而 论，日本已变成了“残废军人”——心理残废＋地缘残废；发展军备也无济于事，而且越是发展军备（哪怕握有核武器），其亡国灭种的机率也就越大——弹丸之地，动辄灭顶之灾，而他国则有地理大纵深可迂回。B.中国的地缘已是绝对优势（清朝打造的“地缘政治”）。C.两国道义士气之悬殊：由于在历史上，日本多行不义而结怨于近邻远邦，而对方则讲信修睦，王道积德于天下；所以，如果日本与他国发生战争，他国必是同仇敌忾而满腔热血，化悲痛为力量；但日本则不然：不仅是难上加难，即使“出师有名”也是无名，而且是凶多吉少，甚至是自取灭亡。目前的日本，虽然其民情世风实际上是畏战厌战，但其朝野上下则一致倾向于利用西方霸权来狐假虎威，仗势压人（包括扩军备战，加强美日军事同盟）。 就将来的中日关系来看，日本既害怕中国，又依赖中国。日本害怕中国有两点：A.“中国崛起”而 “海洋立国”，如果再向前一步，不管她是否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那么，日本的生命线就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了，其是死是活，全不由己。B.将来如果发生中美大战，那么，一向玩耍机会主义的大和民族，还有韩国人和台湾人等，很容易葬身火海；而主要交战国——特别是地形复杂、极大纵深的中国——反倒能够幸存下来。往昔是大陆国家饱尝外患，而今是海洋民族极为脆弱。日本依赖中国是指：除了经济圈和生命线之外，还有两点：一是日本的中国文化资源甚丰，这可以成为将来“中日亲善”的资本；一是地球生态迟早会崩溃（例如海水上涨），届时日本需要背靠或仰仗东亚大陆。反正日本一直是“吃中国饭、吸中国血”的——历史上，他在文明母亲的哺育之下而成长起来，尽管是个不孝之子；但近世以来，他则大逆不道地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助桀为虐而变本加厉，来嚼噬文明母亲的血肉之躯，而且还要独自蚕食鲸吞。就是在他战败之后，中国承受着超级大国的致命重压，日本也从中也得不少好处（不过，它也拿出一点零头“回馈”中国，即1980年代援助 中国）——今之日、韩、台等之民主自由和经济发达，都是在牺牲中国大陆的前提下获得的，这是因为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能够被美国利用来威胁中国，所以它们有幸地分享“西方价值”。然而无论如何，将来日本再顽劣、再投机，也逃不出中国的“如来佛之手掌”了！中国弱的时候，日本“脱亚入欧”，入伙打劫中国；中国强的时候，日本是很容易被美国先牺牲掉的。何去何从？若是中美两国发生战争，日本最先完蛋，无路可逃！所以《文明冲突》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停顿说，日本肯定会被中国劫持——而且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心甘情愿地“与中国结盟”——来对抗美国。原因如何？亨停顿没有讲清楚。可能是说：在中美两国的剧烈对抗之际，日本依旧与美国为伍，必是死路一条，万劫不复；但若同中国合流，虽则九死一生，但尚有希望。不过，这像是奇谈怪论，无人相信，我只是拿来共欣赏而已。但就目前而言，日本正在想方设法来扭转它的越来越差、凶多吉少的命运。日本朝野智囊反复研究，制定出上中下三策（讲开来也是老调重弹，毫无新 意），即：下策是巩固与美联盟，遏制中国扩张（下策容易）；中策是拉拢亚太各邦，分散中国防务（中策较难）；上策是暗助蒙藏回疆，牵制中国出海（上策最难）。然而，日本最希望看到中国分裂，一切问题皆迎刃而解，那才能保证日本的长治久安呢！笔者诗云： 鬼寇行凶不吓人，谈核色变怕沉沦。 甘为虎伥身偎霸，岂愿龙腾己贡臣。 四、参考资料（当代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近有一位中国学者说，“今中华之发达与强盛乃国史之最”，这确实令我们每一位华人为之骄傲。但在庆幸之余，我们也应该看到非理想面，这里仅谈五点：A.世道人心：富而好礼吗？取财有道乎？遑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B.就世界比较而言，中国的人均产值还很低，但贫富差距却很大。C.领土主权：失地久难复，诸邻又夺屿，国家尚未统一，此远非康乾之大一统所能比！D.国际地位：海洋立国多障，霸权倾压犹烈，四围趋炎附势，哪里还谈得上“仰慕华夏、敬畏上国”！中国何时再能成为“良范万邦的楷模”呢？E.环境代价：国内的险情是生态萎缩、江河废流，世界的忧患是海涨陆沉、地球变异！ 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到如今，中华民族的厄运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而且随着中国之崛起，她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也在同步增大。除非是到了那个时候，即中国再次成为“天下中心”，而且是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那才是“忧患余生，皆大欢喜”呢！但在此之前——在儒家的理想被实现之前，中国总是大可能被西方霸权所压垮的。当然，若是考虑到核武的“恐怖平衡”和生态的“海涨陆沉”，那么，中华的厄运亦是全人类的悲剧。另一方面，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充分崛起，那么，世界文明对地球生物圈的冲击也一定会极为剧烈，其结局同样是不堪设想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如果中国也被迫走向西方化与现代化，那对于这个已经备受西方折磨的不幸的星球来说，很可能是最后一击！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似乎已经牢靠地保住了她自己的“球籍”，似乎已经解决了其生 存与发展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包括她在内的全世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儒家的“平天下”也到了最后关头，要么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这是西方文化——它的“启蒙”和“理性”、它的科学与上帝——所表演的“群魔乱舞”之剧终；要么是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生存问题能够一并解决，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民胞物与、天人合一！中国人啊，全人类啊，在这进退维谷、大祸临头的情势下，你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智慧来绝处逢生呀？笔者诗（泰西之咒）云： 龙伤道丧沦欧亚，两战绝寰今核化。 虎豹豺狼互噬吞，东南西北相殃嫁。 毁他毁我孰赢家，立己立人唯儒夏。 海涨陆沉溯泰西，移民天外称星霸。   §附图1：目前中国的内忧外患，可谓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美国快要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只等待“中东问题”之解决。美国暂时对华围而不打：“文攻武卫” 而“以华制华”，“拉帮结伙”而“以亚制亚”；一旦机会成熟，它就会直接介入，像几年前其狂妄的政客所叫嚣的那样：“把中国打回到石器时代！” §附图2：未来中国的内忧外患。现代中国的稳定与繁荣决定于外向平衡。历史中国没有外向平衡，只是限于其国土之生态圈；因此，她也就没有高速发展，但传统文化能够保持良好的自我稳定，而且是稳定地壮大其文明。现代中国为了应对西方的致命挑战，采用了西方式的竞争性的生存方式，旨在获得科技实力与幸存能力。如此生存方式所含之爆炸性张力——生存竞争所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它或为发展之原，或为祸乱之源；“趋利避害”的关键在于外向平衡，即分享全球性之生态（市场、资源、技术、信息等）。若非如此，则矛盾聚爆于内，动乱浩劫（1976年之前）。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外交突破，成功“出海” 从而进入西方市场，这是她走向繁荣与稳定的契机。在外倾发展（外向平衡）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内部的一切不稳定因素均易于化解；即便是西方势力或西方思潮造成的动乱，亦能一一平息（如图a 所示）。西方不敢大动作而破坏中国，因为双方在经济上互利存共，害人亦害己。然而，今之各国工业化皆是牺牲地球生物圈，这迟早会出大问题。换句话说，中国既已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必受其周期影响而发生共振；这些均会妨碍中国的“外向平衡”。总有一天，外倾发展或外向平衡的路被堵死，从而又是矛盾聚爆于内——这下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灭顶之灾呀（如图b 所示）！ 五、参考资料：中国历史上胡患的兴亡 在近代欧洲兴起以前，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是世界上的主要暴力源（战争源）。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有两大暴力（战争祸源），即：近现代西方的暴力 ——“海洋暴力”，和在此之前的欧亚大草原的暴力——“草原暴力”。这里只讲后者，而且主要是讲“草原暴力”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胡患）。正是这一古代世界的最大暴源，它冲毁了许多文明（包括罗马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相比之下，中华文明虽是首当其冲，备受祸患；却能岿然独存，融和壮大；可见她无比顽强，最具生命力。下面就来分析“胡患”兴衰之原因：  （一）胡患之成因 1，生态极度紧张。相对而言，欧亚大草原处于地球的高纬度，阳光不足，加上内陆之缺水，这使得土地的生物量甚少（荒漠植被），因而造成生态/人口之过度紧张——人口稍有增加就面临生存危机，引起冲突，形成暴力。如此暴力冲突经过整合而变为向外征服的动力。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诗句：“云山万里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 2，社会倾向好战。A.精神：由客观条件所决定，和谐不能生存，打杀或能苟活。所以形成好战精神。B.习俗：从小就学习骑射，稍大则以游猎为生计；在生存危机之际，则四处抢夺，并于打杀中形成越来越大的战斗团体。C.组织：全然的战斗阵势，弃老贱妇，以雄壮为尊。游牧马队，机动灵活，驰骋疆场，穿插包 抄。 欧阳修诗曰：“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元代萨都剌的诗：“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前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上京却事）清代严遂成的诗：“地近边秋杀气生，朔风猎猎马悲鸣。” 3，祸因向外宣泄。从欧亚大草原到各文明中心，地表的生物量和水量越来越大，气候也越来越温和；相反则干燥苦寒且无食品。因此，游牧部落向外侵略很方便，而外部势力打进来则极为困难。这就是说，对外战争是面临生存危机的游牧部落的可行之路。 陆游的诗：“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唐代屈同仙的诗：“是时天地阴埃遍，瀚海龙城皆习战。……汉兵候月秋防塞，胡骑乘冰夜渡河。”（燕歌行） （二）胡患之可能 1，物质财富诱因。相对于亚洲内陆的荒漠草原，华夏农耕区偏于东南，低纬度，并在海陆水循环（季风雨）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阳光和水份皆充足，因而土地的物产丰富。因此，生存极不稳定的游牧部落，就把华夏农区和文明中心作为其掠夺对象。 唐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域、江南的生态差异何其大也！关于汉地之富裕，杜甫《忆昔开元》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 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另，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2，地理环境倾势。相对于游牧地域，华夏农区主要是平原（华北 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所以胡患势力具有地缘俯冲的战略优势。几大高原诸如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前两者为牧区，第三者蛮夷居半；而黄土高原虽为汉地，但因生态恶化而易于变成内乱之源。至于长城，随着文明重心和华夷之交的南移，特别是随着胡人内迁和华夷混杂， 则很难发挥有效作用，乃至失修荒废。 明代高启诗曰：“牛羊草漫野，大帐天山下。十万控弦儿，闻箛齐上马。”唐代卢照邻《雨雪曲》 云：“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明代李梦阳《经行塞上》之论“防不胜防”：“天设居庸百二关，祁连更隔万重山。不知谁放呼延入，昨日杨河大战还。”王安石《白沟行》之论胡人居汉地：“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3，华夏文明柔弱。A.和谐：物产丰富易于和谐。因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而不能向外宣泄矛盾；所以不和谐，则无以为生。越是天灾人祸或内忧外患，越是需要恢复和谐；结果，和谐造成“文弱不堪”，乃使胡患变得不可遏制。所幸蛮族不可能像摧夷罗马那样地消灭中华。B.文治：儒家究竟是让人民道德自觉而自我管理，只因生态退化而天灾人祸，不得已才兴中央集权来治水防夷；但儒释道文化之盛行，又使上下四方融通而中和，朝廷实 行德治与无为而治，做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人民感觉不到有政治压力。这样，社会变得仁静安乐，爱和平，非尚武，不善战。C.散漫：与西方文明或现代 社会相反，传统中国乃缺乏组织性与强制力，百姓以情相聚，乡里自治，自由散漫；国家（朝廷）不具有较大的动员力；它平常治水防夷尚可，但在内忧外患严重之时，则形同虚设，更不能挟万民以御侮。传统政治追求天下太平，却不堪胡患掩至。 唐朝杜佑所作《通典》一书，其中有论生态圈与华夏文明，曰：“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救，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慈孝生焉。” （三）胡患之实现 1，黄河文明逆变。胡患从早期的偶尔出现到后来的经常发生，华夷冲突越来越大，汉人从具优势到处劣势，凡此均与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的生态逆变密切相关。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是指：技术、人口、竞争和生态等因素互动相激而恶性循环：铁器普及→毁林开荒→人口增加→生态退化→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其中的 关键环节是，铁器普及破坏了黄河流域及华北平原的大森林，它导致海陆水循环（季风雨）的失调和紊乱，其结果是：在海洋季风所达不到的空间（荒漠草原），丧失了森林蒸腾之降水；而在海洋季风所覆盖的范围内（华夏农区），季风到来则水灾，其他时节则旱灾。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对于胡患的影响有六点： A.森林蒸腾降水的锐减，加剧了海洋季风所达不到的地区（塞北、西域及河西走廊）的生态紧张和社会冲突。汉晋之际的羌人祸乱与此相关。 B.华北及西北之大森林的消失和水体（河流、湖泊）干涸，有利于胡骑之驰骋于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和江汉平原。 C.华夏农区的天灾人祸，会削弱中央王朝的治水防夷的能力；胡骑往往乘虚而入，以致内忧外患恶性循环。 D.华夏农区的动乱势力与胡患相汇合：或者叛逃之，或者援引之。结果内忧外患乃不可遏制。 E.上述华夷之恶性汇合，使得汉人的技术、文化或智慧均被胡患势力所掌握（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结果汉人丧失了仅有的军事优势。例如西汉军队对匈奴是以一当五，后来变成一比三，再后来便根本逆转。 F.上述生态退化、天灾人祸及内忧外患，使得华夏文明更加注重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让儒释道的文化大行其道；以致文明主体变得越来越“文弱”，而不堪胡患。 G.史前的黄河流域温暖湿润，特别适合创发农业文明。在此以后，不仅文明展开导致了生态逆转，而且自然本身也发生变迁，那就是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冷。非只是现代学者多有这方面的科学论证，古人也有详述，并特别指出：气候变冷是华夷冲突之均势与重心，从燕山一带南移至黄河两岸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冷有利于胡夷南下。唐诗云：“草白河冰合，蕃戎出掠频。”（杜荀鹤/塞上）,又云：“冰横晓渡胡兵合，雪满穷沙汉骑迷。”（赵嘏/平戎）另，李华 《吊古战场文》曰：“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翦屠。径截辎重，横枚士卒。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 2，古人智慧有误？今人总以为，维持“合理文明”并非难事，文明之所以多灾多难，那是因为人们的制度选择的有问题，或者是统治者的邪恶。持这种观点的人，乃是被西方文化所欺骗。殊不知，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是以牺牲全球性生态为代价，故其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通向理想，实际上是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而且 越是接近毁灭，越亢奋越繁荣，人们越是迷茫。中国古人只用局部的生态圈（而非消耗全球性生态）来创发文明，自我调节，动态平衡。他们不仅承受内部的失衡与 忧患，而且还承受遍天下的祸因乱源；不仅要稳定九州之内，还得安顿四海之外，并尽力推广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和谐模式，以确保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和平与永生。所以，中国古人维持文明、治理国家之难度，不知道要比近现代西方要大多少倍！古圣哲的高超智慧远非今之单纯的、割裂性的“理性智慧”所能比—— 今天我们所崇尚的科学与逻辑，乃是竞争性与征服性的、因而是人类自毁的智慧。言归正传，再看历史中国的胡患。假设历史中国尚武，并大力发展科技；那么，她 克服胡患似乎不在话下，但社会的竞争与冲突也会无限升级——除非能像西方那样的全球扩张，文明势必毁灭。果真如同西方，则随着帝国主义与霸权，民主、科学、工业和资本等应有尽有；但是，世界大战乃至核战争也大有可能“古已有之”，即便非此，那地球生物圈能够支持西方式的文明一千年吗？所以中国儒家选择和 谐与永生之道，宁愿承受胡患，而不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人类自毁。 （四）胡患之消亡 1，中华怎能延存? 面对着无穷胡患和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的生态逆变，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地消亡？如果不是江南开发而缓解生态和儒释道兴而调控人心，中华文明必毁无疑。进而言之，A.如果不是江南开发而缓解生态，则中华必像巴比伦那样随着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而消亡。再者，中原以外的华夏农区多能阻隔胡骑。史称江淮之间的霖雨和东南中国之江河湖汊，能够挫伤胡骑的锐气；即便是其入主中原，非接受中国文化而不能重建大一统；这也是华夏民族与中国文明能够幸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B.如果没有儒家，华夏就会像罗马那样在遭罹蛮族的首次打击之际，就会不复存在。这后一点是因为：中國是靠“文化諸野”營造中央， 中央垮還可復建；羅馬是用“中心血統”駕馭四方，中心倒而四維崩。国学大师钱穆说：“罗马如于一室当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鑠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笔者诗（以夷制夷）云： 云边纵马踏琼宫，板荡中原儒道穷。 一代天骄统内外，千年痼害化和同。 2，中华同化夷狄。对于胡患势力，华夏似乎无能为力：即使在中国历史的“英雄时代”（秦汉），在中央王朝强盛之际，倾师远征，绝漠穷追，也不能斩草除根。那只好将其逐个“同化”，把他们变成“中国人”。同化之术有两：一是平时招徕感化，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既来之，则安之”；一是战时融和汉化，即孔子所谓 “狄夷进中国，则中国之”。从宏观的大历史来看，一方面虽是胡骑驰骋中土、掠杀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承受忧患、消融野蛮而实现文明体自身的不断壮大。这后一个方面是通过“正、反、合”的阴阳运动来完成的——自秦迄清的二千余年，分成两段：A.秦汉（“正”、“阳”，纯正汉族）→ 两晋南北朝（“反”、“阴”，五胡乱华）→ 隋唐（“合”、“阳”，华夷混一）；B.宋明（“正”、“阳”，纯正华夏）→ 辽金蒙古满清（“反”、“阴”，胡患炽烈）→ 清朝（“合”、“阳”，中华大一统）。 3，胡患如何消亡? 国人鲜知此情，而皆以为随着冷兵器向热兵器之升级，它就被“自然淘汰”了。这是想当然而已。殊不知在此之前，问题就已被圆满解决。若非如此，即便是骑射相形见拙于枪炮，那胡患势力也会被列强——尤其是沙俄——装备起来，而空前无比的祸害中华。以下分两点来谈胡患之消亡： A.佛教传播：使得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从原先的暴力之源（战争策源地），逐渐变成了相对仁静的“释迦净土”。这不仅是佛教使人心性善，从而放弃残杀；更主要的是，佛教让人出家当喇嘛，从而通过减少婚育户数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由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爆炸性张力——草原暴力。另一方面，佛教之 不杀生（动物）和不婚育（人口），也使得环境脆弱的高原和草原易于恢复和保持生态平衡。今之学者多批评佛教之建庙养僧乃巨大浪费，这是短见，有近忧而无远虑。古人的长治久安之计，以根除千年胡患为关键，此非佛教而莫能为。早在五胡乱华之际，以杀戮为要务的胡酋，在恶梦中悟道：非去西域请来佛教高僧，而不能清世乱、静中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人类与大地母亲》第499－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虽然在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 当中，只是一部分皈依佛教；但这足令中央王朝或汉人有效的处理其边疆问题，从而根除传统意义上的“外患”。 B.以夷制夷：入主中原的蛮族，一旦建立相对稳定的王朝之后，他们就担心“重蹈覆辙、重演悲剧”；他们也比汉人更清楚，如何防止和根除胡患。而清朝在这方面则是做得最有效、最彻底的。清朝对蒙古人的政策，不仅鼓励甚至强制其皈依佛教；而且在草原封疆划地，不准游窜，人多地少也不能远徙，无以为生，只好进庙。往昔之草原，就是因 为游牧部落流窜互抢而形成更大组合和军事强人、从而向外征服的。当然，清朝的统治使蒙古人口大减，此为今人所垢责。话说回来，若非如此，汉人还得应对草原暴力，而且它大有可能与沙皇帝国主义合流来祸害华夏。如果不是清朝统治，中国的长城以北包括满洲、蒙古和新疆尽被俄罗斯吞并无疑也！根除千年胡患的见证——康熙《上宴诸藩》诗： 龙沙张宴塞云收，账外连营散酒筹。 万里车书皆属国，一进剑佩列通侯。 天高大漠围青嶂，日午微风动彩旄。 声教无私疆域远，省方随处示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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