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光明日報融合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作者：吳笑非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十三日辛未 耶穌2016年4月19日 1、這事熊逸翁先生早已做過，所以輕率扣帽子的請先緬懷一下昔日的新儒家，謝謝。 2、比之習主席早年尊重儒家的講話和對楊先生的表達尊敬，這篇文章才算是做了的實事的嘗試，雖然僅僅是嘗試，也未必有下文（下文可能被喉舌斃掉，也可能被某些儒生斃掉，當然也可能被複雜的國內輿論搞死），但至少不是停留在吹捧吹捧，示好示好，而是談點學理了。（但顯然某些儒生是不樂意學理交流的，你們的格物哪去了？） 3、就我個人而言，儒學和馬克思主義結合不現實，儒學是有著廣泛歷史實踐，并創造了無數盛世，積累了無數經驗，并因此背負了無數罵名的學問。而馬克思主義既沒有公認的正確實踐，更沒有思考過實踐問題。雖然某些人可能幻想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統攝儒學的實踐，但把一個沒有實踐成果，亦無實踐探索的純理論凌駕於成功的實踐理論之上，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恐怕也說不過去吧？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恰恰應當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匱乏，和承認儒家實踐的歷史功勛及現實實在性，并努力學習儒學實踐的批判，來改造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而不是相反。有人要說：中國近三十年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這話是否有公信力，說的人是否敢信仰我且不論，近三十年的市場化實踐，對市場失靈或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危機尚有清醒的認識嗎？就算有，如果尚能調動什麼手段的話，請問是來自馬克思，還是來自羅斯福，乃至追溯到王荊公，甚至周禮呢？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中國近代改制的口號（改制就是近代所謂革命的古典術語），但道在哪裡要搞清楚。 4、馬克思是一個複雜的近代思想家，是子學，其思想並非如古典經師一般穩定。他是宣言中得到全世界的憤青，也是手稿中傷感人性異化的小清新，也是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的預言家，如果算上恩格斯，也許還是（被某些人所誇大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擁躉者。當然，如果強調對巴黎公社的思考，對銀行、軍隊、普選的行權的看法，他也可謂是蘇聯體制的奠基人（無論某些人的誇張或迴避）。畢竟他生在多事之秋，又僅僅是一個學者，他有魁奈一般的才華，但不是國王的寵臣，他有聯合世界的願望，卻無俾斯麥統一一國的權勢。所以他更多是一個批判家，而不是建設者，更多流露理想甚至宗教情懷，而不曾經歷街壘的硝煙或議會的鬧劇。他生在一個多變的時代，做了一個學者所能做的事罷了。真正讓他的理論變成實踐，並為千夫指的，是伯恩施坦、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友情提示：不要把他們一概而論）。 5、以下幾段從廣義儒學的視角談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是近代秩序的批判者，對未來秩序，他的來源大概有二：社會主義、巴黎公社。前者其實是貴族（包括工業新貴甚至農奴主）的想象（坦率說，資產階級的秩序也開端於貴族的想象，歐洲就是如此），他們是現實的批判者，但其方案充滿私心，對人性缺乏關照（如摩爾對男女相親的設計，簡直是奸商邏輯），或延續宗教理想（如那著名的自己扣不上釦子的衣服），他們是絕對主義的翻譯家，是後世極權主義的罪魁禍首，他們崇尚道德，要把道德和秩序恩賜給臣民。我們說，道德和秩序是對的，但必須符合性理，必須自然而然。還好，第二大來源，是巴黎公社。其思想根源是蒲魯東和布朗基。前者小清新，後者能任俠。蒲魯東誠然如馬克思批判的，註定要被大工業所碾軋，但顯然更符合匹夫匹婦對恆產恆心的渴求，也符合一切知識分子的社會想象。巴黎的少數派批判極權，在圍城的七十二天，搞過兩次普選，撤換過重要軍事領袖。但他們居然容忍了經濟的極權，保留了經濟極權的工具，支持梯也爾的國家銀行，所以他們最終被鎮壓了。結果，便是馬克思批判了他們失敗的因素，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從儒學的角度，他們都缺乏對人性的認識，也缺乏對權力的分析。他們的思想確實是批判的，善意的，總結了經驗的，但缺乏概括力，是技術上的提高，但不是認識上的別開生面。但這不是他們的責任，歐洲至今也乏善可陳。首先，技術發展會碾軋人類的秩序，但人的價值就在於要捍衛自己的秩序，兩極分化是在日漸淘汰中產階級，但因此變放棄匹夫匹婦故有的恆產恆心的訴求，那是助紂為虐。唯物主義不應被僵化理解，當馬克思面對工業浪潮，偏重了生產力，而避談人性。等到內戰、肅反、二戰的腥風血雨過後，斯大林要建設一個恩賜了勞動權、教育權、居住權的更廣泛的人權社會，人們卻發現，這種體制不利於生產。是為生產力而犧牲人，還是為人而犧牲生產力，人類總是要有點原則的。 6、許多搞儒學的喜歡攻擊階級鬥爭，如果限定為階級鬥爭為綱，是正確的。但恨屋及烏而攻擊階級鬥爭，甚至攻擊階級的提法，不知道尚書的維齊非齊，孟子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嗎？階級分析非始於馬克思，階級的提法更是歐洲古典話語。是的，作為儒生，我們反對一切階級固化的社會體制。但舊歐洲甚至至今的歐美，就是那種體制，他們沒有選賢與能的理念，更沒有大比或科舉制度，所以無論有面紗還是不要面紗，還是戴上了更虛偽的面紗，他們就是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但正因如此，階級是存在的。只不過把階級鬥爭視為歷史的動力，太憤青了。且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雖是近代歐洲的簡化描述，但大體不錯，尚屬於歷史唯物主義範疇。以階級鬥爭為綱，則是把主觀意識聚焦到階級鬥爭，是需要批判的唯心主義了。我等雖不必信奉馬克思主義，但這點理論素養還是要有的。許多人抨擊用階級鬥爭分析中國歷史，他們說的是六階段論嗎？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有什麼出奇的創獲（而且由於翻譯的濫用製造了很多虛假想象），但基於土地問題的分析，至少重述了賈太傅以來的經典話語，希望儒生不要反而背棄了古經師的信念。另，今日最大的挑戰是西方基於民族國家的歷史話語，這種偽學術是意在瓦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早已被之取代，我們不要一面裝著對不存在的敵人痛下殺手，一面卻仍把洋人的刀俎奉為圭臬。儒生要有點時代感。另，中國古代不是沒有階級問題，比如王荊公提出的流品問題，又如奴僕不得科考的問題，復社曾為此爭取過，但尚未落實為制度。至於巨商大賈操縱物價，政府財政崩潰造成了失地農民、下崗工人的天下大亂，那是事實，儒生還是應念崇禎皇帝的悲天憫人之心。 7、馬克思主義的島國自由主義因素。島國，那個時代就是英國，今天還有美國，一個放大的島國。島國的特征是進可攻退可守，島國的利益是讓大陸四分五裂，以便從中漁利。島國的邏輯不同於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古典話語說，連霸術都談不上，島國的利益就是搗亂，把大陸碎片化。他不需要考慮如何直接治理大陸，只要大陸分裂，就可以找到代理人幫自己做生意，還免得自己承擔道義責任。這種情形很類似古代的遊牧民族。我為什麼鄙夷島國的自由主義？因為那是對大陸傳統的背叛。粗略地說，歐陸有兩個自由主義源頭，一個是他們的古典，古希臘，所謂古典的自由，那是指公民權，要積極參與城邦政治，來體現自己的價值。一個來自我們的古典，魁奈做出過總結，是道學理想與明清制度的混合體，強調無為，他們的翻譯接近我們說“由他去”。他們給出了人權的早期思考：恆產、免於剝削、享受成果。更重要的，他們認為財富來自農業勞動（注意那是大革命前）。而島國是不同的，他們的自由，是獲取財富的自由，是免於參與或被參與政治的自由。而財富的獲取，是基於市場競爭和自由貿易的。所以當大陸人說社會應當云云時，島國人認為那是暴政的根源。當內陸開始追西歐的時候，島國人要你服從國際分工。但馬克思顯然是斯密的粉絲，他雖然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卻仍然堅信，人類的福祉可以自然產生。唯一不同的，只是斯密還沒有懷疑市場，而馬克思還趕不上質疑他的徒子徒孫所建立的政權。問題在於，社會是流動的，經歷了無數革命與背叛的巴黎人反而更清醒，推翻極權，未必不會是下一個極權的開始。所以把社會的福祉寄託於市場或者公有制建立，就猶如寄託於陡斯的末日審判一樣，是用信仰遮掩了科學。馬克思的話語，是自由人聯合體，是統治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究竟應當遵循怎樣的倫理綱常呢？這豈是靠一次革命所能救贖的？又如何安頓舊制度的管理體系及其百工呢？你應該相信人性本善，但善必須要靠法度來維護，要靠教化來實施。然而，一切付之闕如，至今也不會成為歐洲人的核心景觀。至於自由人如何聯合呢？或聯合的人如何自由呢？無論馬克思還是其他歐洲理論，都不過是權力的讓渡，不同僅僅是你讓渡給習慣了的國王+貴族，還是讓渡給元老院+下院，還是讓渡給國民議會，還是讓渡給公社委員會，還是讓渡給作為先鋒隊的黨。讓渡給的可以是各種頭銜和許諾，但讓渡是唯一的事實。總之公民要麼在廣場上通過歡呼迎接君主和貴族，或僭主和寡頭，要麼通過報刊醞釀種種意見，然後卻委託一個從未相識的代表的上台（選舉權）或下台（罷免權）。所以，在恩格斯的話語中，工廠的大門應豎起這樣的牌子：入此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他們把自治與工業對立起來，也就是把自由與社會對立起來，也就是把自由的主義和社會的主義對立起來，并從而把個體與集體對立起來，把改良和保守對立起來。他們無妨在意識形態上改換門庭，而這種對立卻已根深蒂固。他們號稱開創了時代，但從未彌合自己的古今。 8、應不應該搞公有制？首先搞公有制有三個原因，一是社會主義的訴求，資本家壟斷資本，從而控制黨團或議會，那誰能限制他們對勞工的剝削呢？（事實上有一種限制，就是壟斷形成之後為了抬高產業門檻。但從經濟學上講，勞工反而要承擔被壟斷的商品價格。另外，這種善心行得通是因為把剝削轉移到了殖民地或發展中國家）另一個是為避免市場失靈而進行社會化管理。第三個，就是二十世紀初的大工業催生了管理學（請自己科普科層制、一長制等名詞）。馬列的著作中也經常提及，資產階級已經準備好了無產階級管理這個社會的工具，強調大工業的發展，已經讓社會化大規模組織成為可能。在那個時代，他們真心認為這就是理性的勝利，是人類社會隨著生產力而產生的生產關係的進步曙光，而革命將宣告這一天的到來。但很遺憾，革命卻在帝國主義薄弱的一環，一個農奴制的農業國家成功了。蘇聯還有後來中國，要面對的不是接受已經準備好的管理機器，而是要付出無比艱辛的代價拜託列強的干涉并成為一個電器化國家。當然，我們成功了，不是通過貴族或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而是通過國家的無情手腕。這是功勞，也是被某些人憎恨的原因。 9、儒家支持公有制嗎？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周禮則林麓川澤皆有禁令。凡藪可以富民者，皆有禁令。國家的核心資源不僅屬於當時的百姓，也同時屬於子孫後代，國家必須保證子孫可以繼續享受這些恩澤，而不是分分家完了（我相信中國人對靠石油發財的阿拉伯人都是瞧不起的）。有人也許受鹽鐵論的影響，認為儒家主張開放鹽鐵山海。首先，資源被那個時代的私人受用了和被國家機構消耗了對今天的中國人並無區別。而當你桑弘羊、孔僅的政策，至少支持漢武帝北逐匈奴，混一四海，這似乎比成就一批富家翁要值得。而桑弘羊的策略出自管子，乃是如其仁的人。天下除了文武周公，又有幾個如其仁的人呢？此處且不論文學賢良的思想來源，須知通典明確指出，後世亦不能不常用其策。就如某些儒生也會指斥申韓，甚至子產用刑書（這又是孔子仰慕的人），但自古誰能去法？況呂刑乎？但我要說明的是，儒生不應該爭這些意氣，而應當規範用度，一如大宰九式，或虞衡之禁令。沒有禁令，豪右壟斷的鹽鐵一樣會以次充好，沒有法式，後世少府一樣會傾天下以奉一人。關鍵不在國營私營，而在如何厲禁，如何用度。今日國家總不敢以王道名義恢復古制，但至少應以環保名義保護稀有資源，以便集中控制價格，避免和出入量，以防外國大資本之訛詐。 10、井田，熊先生已經說過，我認為忽略歷代實踐的分析是缺乏意義的。此處僅強調，這是道學先生的一貫理想。但不同於憤青主義，道學先生是謹慎的，他們較多認可的，是唐朝均田制，既有口分田，又有永業田。放在今天，包幹到戶接近口分田，自留地等接近永業田，是比較符合義理的。但從周禮來講，還要有溝洫制（水利和勞役）和比閭族黨州鄉相保相賓的組織能力，這點包干制忽視了，是對公社體制的矯枉過正。從理論上講，均田制接近包干制+合作社。遺憾的是，我們正在拋棄這種可能，農村日漸衰敗，城鎮化將剝奪其人口，三十年不變及所服務的土地流轉將改變耕者有其田的面貌。也許這是城市化的代價，但城市打算好補償了嗎？還是繼續推給後代？ 11、消滅國家，這是很荒謬的說法，本質上來自島國自由主義，把國家等同於政府，把政府等同於特權階層統治的工具，然後出於權貴的利益，這個政府當然越小越好，只是做個守夜人。但問題是經濟危機出現了啊，如果政府被要求處理危機，那政府就同樣應當承擔起道義。否則誰投資誰風險，憑什麼資本家自己玩火，卻要守夜老頭償還呢？馬克思的國家觀，是政權意義上的，如果從民族國家角度講呢？他們的確說：工人沒有國界，并一貫強調民族問題本質是階級問題，但畢竟世界革命沒有爆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才是伯道。站在儒家角度，我們反對普世主義，認為各地百姓理當依照本俗生活。但同時，我們並不認同民族國家的劃分。國家是什麼？是歷史形成的尚未消失的歸屬感。好的政治將強化歸屬感，甚至創造新的歸附的歷史。差的政治，當然會削弱歸屬感，並讓國家陷入窘境。這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但百姓天然是守土重遷的，只要剝削或壓迫沒突破底線，他們樂意看到改善的契機，這是人類的善良，也是人類進步的希望，因為他們在創造共同體。 12、以下藉用馬克思的術語來描述儒學。儒學是批判社會的，他們革命，但不造反。許多人罵儒學是既得利益者的同謀，這是書生之見。在百姓生活尚且小康的時代，儒生抨擊時政也就罷了，憑什麼造反？又有什麼百姓要豁出身家性命去為少數人的改天換地而造反呢？所以在人心思安的時代，儒生是忠於國家的。只在真的民不聊生各地揭竿而起的時候，儒生才走向革命的道路去扭轉乾坤。同時，不能忘記歷史因素，在西漢末年，儒生推動并實現了一次革命，就是新莽的建立，並曾滿懷理想，禁止私田，解放奴婢，但激進政策只加劇了天下的痛苦，後來又經歷了魏晉宋齊梁陳的累次虛假禪讓，所以後世的儒生慎言革命了。宋朝的王荊公又進行了一次改革，但沒能挽救王朝，反而成了衰敗的替罪羊，所以後世儒生也就鮮言變法了，但託名祖制的變法如張江陵還是嘗試過的。也許是歷史的挫折讓儒生謹慎，也許是謹慎的儒生，如西漢的今文家，東漢的古文家，晚明的道學家、心學家、實學家，更能帶來有效的社會進步。 (责任编辑：admin) |
